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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若干个难以或无法复原的碎片。觉得这个人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于是乎，便决定去拜访他。等到他们去时，那人已经死掉了。再后来，陈蔡大夫“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当此之时，“孔子（却）讲诵弦歌不衰”。而弟子子路甚至包括子贡等众弟子，便纷纷不高兴起来，孔子知道这些，于是便分别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弟子谈话，并向他们问起了同一个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而三个弟子对此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子路看来，“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听后反问道，“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在子贡看来，“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呵斥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而在颜回看来，“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对这样一番回答，显然是满意的，“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由此可见，孔门洋洋乎三千多弟子当中，贤者七十有二，但真正了解乃师孔子的，却只有颜回一人。悲乎！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后来还是弟子子贡出使了楚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于是乎，又一场灾难幸而得免。本来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结果楚令尹子西的一番挑唆使他变了主意。后来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听后，孔子下了车，真想走上前去跟他说几句话，可人家却走了，没说成。就这样，“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在外面整整奔波、流亡了长达十三（司马迁认为是十四年，而《史记》索隐却认为是十三年，《鲁世家》更认为是十五年）年之久，最终才又回到自己的故国。综上所述，在孔子一生中长达十几年的周游列国行动，有哪一次不是被逼出来的，而且又有哪一次不是被民众或者“人民”逼出来的呢？《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经说过，“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同时《汉书•司马迁列传》也完整地转述了这段话。因此“说还是不说”，对哲人而言，真是太难了。孟子本人亦曾道过自己内心的苦衷，“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哲人之所以要说，那是因为迫不得已。但他们在言说之时，还是有所考虑：“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而且在实际上往往而然；甚至于，无一例外。现实中的哲人总是处于这样一种有关于“说”的矛盾状态之中，说则无疑要触犯众怒，而不说又意难平焉——这倒不是说为他们自己，为他们嘴上的快活；而且即使孔子本人也有过“予欲无言”的想法和表示，但子贡等优秀的弟子们却不让他这么做。据《论语•阳货》篇载，子曰：“予欲无言”；而子贡当时就不干了，“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的确，如果哲人们不说，那么吾辈小子又该怎么办？而且今天的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得见《论语》、得闻孔子等“圣人之言”呢？但一个“说”字，对哲人或圣人们来说，的确是太难了。真是说也不是，不说也是。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呢？其实我们能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为哲人的孔子，当是时也，的确是进亦忧退亦忧，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这次第，怎一个，“说”字了得。没办法了。有关于此，不要说孔子，就是鲁迅先生本人也说，“我所说的话与所想的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想的是两样的”。有人说他“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但他自己却说，“我心里最黑暗的思想，其实还没有说”。甚至他在临终前还写下这样一篇文章——而且不必说其中的内容，单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便足以叫人惊心动魄了：“我要骗人”。这怎么说？竟会有这种事？难道还会有人公开承认说自己“要骗人”？要知道，真正“要骗人”的人，绝没有哪一个会这样做的。为此，钱理群先生则好言相劝我们去重读一下鲁迅先生的那部散文诗集《野草》，并且还说，“诗是不可解释的，一解释就糟糕了”——其结果将不是“曲解”，就是“简化”，因而只能是凭靠着一种“模糊的感觉”从中加以体认和感悟。至于《论语》中孔子的话，依本文之见，亦然。而且，谁又能说“哲人的孔子”不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35]？恐怕这谁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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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是谁
孔子的确可以说是一位诗人，而且这一点似乎并不需要作任何审理和辩护；同时，他又是一位哲人与哲人。换句话说，孔子乃是诗人、哲人、政治哲人三位一体的；但在最终意义上，他却是一位牵绊着人的命运的政治哲人（political-philosopher）。
然而，遗憾的是，众所周知，上的孔子，往往是“多面孔”的；其思想意旨，亦常常是“多声道”的——而且，毋庸讳言，即使时至今日，这一成见却依然故我，方兴未艾。但其中的问题是，2550多年前的孔子到底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多个？若除却古往今来、不同时代因应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之需而人为地强加于孔子本人身上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或充斥着“神圣化”或极尽于“妖魔化”色彩的诸多外衣，则势必会发现，历史上本己/属人的（personal）孔子，乃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的，只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三个、三个以上甚至于多个。而可能的只是，人们对他的体认、感悟、理解甚至于误解（misunderstanding）。
为什么说孔子是政治哲人？这个问题老实说太大了。也许《史记•孔子世家》中讲过的这样一段故事可以有助于我们，因为它曾对此十分简短地给予过明确的说明：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