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3)

魏源认为所谓的制夷对清王朝来说，就是“以守为战”，积极防御，他指出：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擎划，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其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款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制夷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水势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置敌人的长处（坚船利炮）为短处（船大笨重），采用火攻和炮击，歼灭敌人。魏源特别强调应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

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海。

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制夷”这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魏源的军事战略思想。魏源曾给钦差大臣裕谦作过幕僚，亲身参加过抗击英军的鸦片战争，他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他在《筹海》四篇里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攻夷之策“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他还出以往失败的教训：“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对手，“制夷”的前提是必须熟悉夷敌各方面的情况：

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御。

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

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

显然，魏源要求建立、发展情报部门的策略来自实战要求。魏源认为必须打开那些愚顽不暝的脑袋壳，打开人们的视野，拓宽人们的思路，要“站得高，看得远”。 他气愤地讥讽那些盲目自大、颟顸无能的官僚和闭目塞听的迂腐儒生：

彼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陆地者，适如井龟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贵；及一旦糜贵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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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长久以来，我们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定格在器用上，即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⑧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耳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这个基调是大清乾隆皇帝采纳纪昀的观点而定下的，可谓是基本国策。但这并不一定代表魏源对的整体看法，因为此时的中国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远没有乾嘉威振海外的强盛气势，对西方列强采取何种态度由不得我们，而是由赢家说了算。我们得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

综观《海国图志》，不可否认，魏源至少认识到西方器用的发达与宗教之间存在很大关系，故在《海国图志》中，有三卷专门探讨宗教问题，重点介绍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纂辑有《天主教考》（上、中、下）、《天方回教考》、《各国回教总考》、《天方教考》（上、下），对耶稣创立基督教以及基督徒在世界广播福音，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及建立统一阿拉伯大帝国的都作了详述，还介绍了印度的婆罗门教。显然，魏源的‘夷之长技’中没有对排斥精神文明的介绍。魏源认为“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同”， 是东方的圣人，穆罕默德、耶稣不是什么“神”，而是人，是西海的圣人，圣人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治”“群愚”的工作。虽然圣人出自不同的地域，可心理却是相通相同的，即他们都知识丰富、德行高超，以关怀人间、教化众生、解苦救难为己任。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并未能“囊括”世界各国，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亚洲东部，仅仅在中国、越南（安南）、朝鲜、日本发生深刻影响，他认为佛教、天方教、天主教，“与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离立而四”。魏源相信儒教不可能凌驾其他宗教之上而“师长”万国，当然，佛教、天主教、天方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佛教……以慈悲寂灭为归。”天方教“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天主教“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源在这里明确地使用了“儒教”，而非“儒家”，并认为儒教与佛教、天方教、天主教并列为世界四大宗教。由此可知，中国关于世界有四大宗教的说法并不是始自五·四时期。当然魏源是否为首先使用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魏源还认为这四种宗教谁也不可能把谁吞并吃掉，大概的情形将是共存。他说：“各分数支，同中立异，半诤坚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由此可以看出，魏源宗教文化的谈论是审慎的，他例举大清国虽然征服了西域回族部落，但没能使他们儒化，西藏、蒙古虽归顺大清，但不改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就是说对土地的蚕食、兼并，并不一定能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形成的习俗、信仰吞噬掉。由此，魏源对中国数千年之“法度”更加充满信心，他说：“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显然这些观点出自儒家的“和而不同”。

魏源在《海国图志》对天主教的介绍及评议，为后人逐渐认识中西文化之不同起了上的累积和导向作用，并且提出了许多日后争论的问题。他说：

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即佛经所谓婆罗门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子为创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神天即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害于赵宋祥符之天书。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戒，则西域之王钦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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