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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3)

2013-07-12 01:31
导读:魏源认为所谓的制夷对清王朝来说,就是“以守为战”,积极防御,他指出: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擎划,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

魏源认为所谓的制夷对清王朝来说,就是“以守为战”,积极防御,他指出: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擎划,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其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款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制夷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水势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置敌人的长处(坚船利炮)为短处(船大笨重),采用火攻和炮击,歼灭敌人。魏源特别强调应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

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海。

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制夷”这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魏源的军事战略思想。魏源曾给钦差大臣裕谦作过幕僚,亲身参加过抗击英军的鸦片战争,他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他在《筹海》四篇里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攻夷之策“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他还出以往失败的教训:“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对手,“制夷”的前提是必须熟悉夷敌各方面的情况:

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御。

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

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

显然,魏源要求建立、发展情报部门的策略来自实战要求。魏源认为必须打开那些愚顽不暝的脑袋壳,打开人们的视野,拓宽人们的思路,要“站得高,看得远”。 他气愤地讥讽那些盲目自大、颟顸无能的官僚和闭目塞听的迂腐儒生:

彼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陆地者,适如井龟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贵;及一旦糜贵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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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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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们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定格在器用上,即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⑧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耳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这个基调是大清乾隆皇帝采纳纪昀的观点而定下的,可谓是基本国策。但这并不一定代表魏源对的整体看法,因为此时的中国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远没有乾嘉威振海外的强盛气势,对西方列强采取何种态度由不得我们,而是由赢家说了算。我们得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

综观《海国图志》,不可否认,魏源至少认识到西方器用的发达与宗教之间存在很大关系,故在《海国图志》中,有三卷专门探讨宗教问题,重点介绍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纂辑有《天主教考》(上、中、下)、《天方回教考》、《各国回教总考》、《天方教考》(上、下),对耶稣创立基督教以及基督徒在世界广播福音,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及建立统一阿拉伯大帝国的都作了详述,还介绍了印度的婆罗门教。显然,魏源的‘夷之长技’中没有对排斥精神文明的介绍。魏源认为“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同”, 是东方的圣人,穆罕默德、耶稣不是什么“神”,而是人,是西海的圣人,圣人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治”“群愚”的工作。虽然圣人出自不同的地域,可心理却是相通相同的,即他们都知识丰富、德行高超,以关怀人间、教化众生、解苦救难为己任。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并未能“囊括”世界各国,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亚洲东部,仅仅在中国、越南(安南)、朝鲜、日本发生深刻影响,他认为佛教、天方教、天主教,“与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离立而四”。魏源相信儒教不可能凌驾其他宗教之上而“师长”万国,当然,佛教、天主教、天方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佛教……以慈悲寂灭为归。”天方教“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天主教“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源在这里明确地使用了“儒教”,而非“儒家”,并认为儒教与佛教、天方教、天主教并列为世界四大宗教。由此可知,中国关于世界有四大宗教的说法并不是始自五·四时期。当然魏源是否为首先使用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魏源还认为这四种宗教谁也不可能把谁吞并吃掉,大概的情形将是共存。他说:“各分数支,同中立异,半诤坚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由此可以看出,魏源宗教文化的谈论是审慎的,他例举大清国虽然征服了西域回族部落,但没能使他们儒化,西藏、蒙古虽归顺大清,但不改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就是说对土地的蚕食、兼并,并不一定能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形成的习俗、信仰吞噬掉。由此,魏源对中国数千年之“法度”更加充满信心,他说:“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显然这些观点出自儒家的“和而不同”。

魏源在《海国图志》对天主教的介绍及评议,为后人逐渐认识中西文化之不同起了上的累积和导向作用,并且提出了许多日后争论的问题。他说:

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即佛经所谓婆罗门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子为创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神天即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害于赵宋祥符之天书。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戒,则西域之王钦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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