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的今天，(3)
2013-07-14 01:18
导读：对主客体关系作上述分析之后，就可以清楚解主客体范畴与物质和精神这对范畴的关系了。主体和客体范畴是对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对主客体关系作上述分析之后，就可以清楚解主客体范畴与物质和精神这对范畴的关系了。主体和客体范畴是对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概括，物质和精神范畴则是对整个世界的存在物的基本关系的概括。主体和客体作为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但是另一方面，“精神”是人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人本身就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因素。从发生学上看，人的精神本身是作为物质的大脑的产物，人本身也是客观世界的产物。但是，当人作为主体与客体世界发生关系时，它和客体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发生学的互动互设关系。这时，就已经不能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去概括、置换它们了。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是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论的范畴，而物质和精神是本体论、起源论的范畴，二者各自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相互之间有交叉，却不能相互替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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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
遗憾的是，有的人直到现在，还是把这两对范畴混淆起来。笔者看到过“客体是第一性的，主体是第二性的，客体决定主体”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这种概念的混淆正是产生许多无谓的争论的根源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显然，把美在主观的观点说成是唯心主义，甚至于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纠缠于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思维方式上的方向性错误。首先，它在学科的定位上发生了错位，把作为人科的美学看成一门认识论学科，并把美学和它的基础混为一谈。其次，在具体概念层面上，它混淆了中的主体和客体范畴与哲学本体论中的物质和精神范畴。再次，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为属性的美看成了一种可以脱离人的自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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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和背景上看，在美学上强调唯物唯心之分，用反映论去比套美和美感的关系，是有其和文化背景的。多年来，我术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唯物主义就是绝对好的，完全正确的，唯心主义就是绝对错误的，毫无可取之处。人们谈“心”变色，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唯心论”，唯恐被人说成唯心主义。这种思维定势与长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的盛行密切相关。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唯物主义等于进步的、正确的，而唯心主义则等于错误的、反动的。这种教条主义既不对每个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找出其中合理的、可取的东西，更不对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线索和内在进行梳理，而是用简单粗暴的划线法去套用在思想分析上，并给思想家们划线站队，只要一得出结论，某某思想家是唯心主义者或某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就算是给这个思想家或思想作了判决。于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欧洲哲学史被说成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则被说成是儒法斗争史。;
这种恶劣的用政治划线站队法分析思想和思想家的做法，影响到美学上，就是对美学思想也进行站队，追问某种美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在那种意识形态渗透一切领域、并决定学术思想和思想家的生死命运的时代条件下，只要被宣判为唯心主义，无异于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因此，学者们无不战战兢兢，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唯心主义的帽子。于是，本来属于价值论学说的美学学科，却把唯物唯心之争作为一个重大的命题来争论，这种无益无谓的争论虚耗了整整一代学者的生命。因此，尽管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是新中国学术史上难得的一次较有学术性的讨论，但总的说来，它的学术性是有限度、有前提的。它把大多数美学家的思想当作“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来批判，否定了大部分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这样，讨论便不得不几乎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这种狭窄的视野和低下的眼界使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停滞不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美学的全面功利化;
美学中的功利与非功利之争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功利化和非功利化主张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我国素有主张文以载道的传统，也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传统，诗言志与诗缘情，一直是诗歌领域中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在西方，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美学和的基本原理的哲学家柏拉图，却因为认为艺术无用，不能表现真理，并且认为诗能激发人的情感，引发不必要的欲望而宣布要把诗歌从他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自康德提出美是无功利的快感以来，美学中的无功利论就成了主流。整个西方近代美学和中，无功利论一直是主导性思想。尤其是西方现代派艺术，更是高举自我表现的大旗，在艺术自治和艺术的本体性追求的口号下，拒绝一切功利主义。我国整个古典美学的发展历程，其趋势也是愈到后来，无功利的声音愈响亮。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唯情说”等学说的提出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冲击了美学和艺术中的功利主义传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非功利主义潮流。;
近代以来，由于深重的危机和社会矛盾，美学和艺术中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又成为主导性的思想。社会改革的先行者们希望用艺术和文学作为武器，为社会的变革制造舆论。如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所大力提倡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就是把文艺当作鼓吹和宣传革命的手段和工具。到了本世纪，在内忧外患日渐深重、启蒙救亡任务迫在眉睫的社会背景下，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发展为一股巨大的洪流。一批左翼激进主义理论家根据当时译介的苏联模式的美学，猛烈攻击文艺和美学的超功利主义思想，主张文艺的阶级性和审美的功利目的性。这种新功利主义美学思想成为五六十年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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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功利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相颉颃的是美学中的超功利主义思想。如王国维提出美的东西“可看玩而不可利用”，蔡元培认为美的特性是普遍和超脱；朱光潜对审美距离和移情说的译介，更加明确地指出审美活动的超现实、超功利性质。这一派美学以其对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的内在规律的探讨和把握而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从学术的立场看，这一派的学术成就无疑远远超出了新功利主义美学。但在当时，他们遭到了新功利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者的猛烈抨击。遗憾的是，这种抨击大多数并不是从学术理论角度进行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批判。如果说，在当时那种民族存亡的时刻，这种政治批判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在和平的建设时期，就应该对这种偏颇的做法纠正过来，尊重学术自身的规律，进行真正的学术探讨。遗憾的是，在这场美学讨论中，对超功利主义美学的政治批判仍在继续进行。美的功利性被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而被广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