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和中华的(3)

就艺术美学而言，法拉比认为，艺术的目标就是追求美。当然，法拉比的美是宽泛的，美是哲学，也是智慧。美主要有两种样式：知识和行为。那么这种美的艺术也就分为两种：理论与实践。他在具体阐述“诗”的艺术时，更多地以逻辑推理得理性方式克服东方艺术思维中的模糊理念。法拉比在阐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模仿比拟说”。他认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依据推理进行“恰到好处地运用模仿”。（《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第391页）并认为有三种诗人。第一类诗人是“有先天才能和富有即兴吟诗资质的人，而且在他们身上，模仿和比拟的才能发挥的很好”，由于这类诗人过分强调天资，而对于诗艺规律的掌握还未能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因此，这样的诗人还不能算做真正有深邃悟性的诗人。第二类诗人是“以高超的技巧运用诗艺中通用的模仿与比拟”。“这类诗人堪称为真正有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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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资料，对法拉比思想的探讨只是极为简略的。然而从上面的简要阐述看，法拉比对中西的与融通，为维吾尔族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因素。

四、《福乐智慧》中对伊斯兰文化的接受与改造

最能代表喀喇汗朝时期乃至于整个古代维吾尔族民族、、、等方面的智慧结晶的文献是《福乐智慧》。《福乐智慧》是巴拉萨衮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古维吾尔语创作的一部古典名著，全诗共八十二章，一万多行。它体现着维吾尔族民族精神以及对人类理想的美好憧憬。《福乐智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四意象说”；二、美在智慧说；三、美在幸福；四、自然美论。

1．“四意象说”：所谓“四意象”是指《福乐智慧》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日出”代表“国王”，是“公正”的意象。“月圆”代表着“大臣”，是“幸福”的意象。“贤明”是大臣之子，是“智慧”的意象。“觉醒”是大臣之兄弟，是“知足”的意象。这四个意象分别体现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集中结构、人生态度和审美价值追求。如“日出”的国王因其至高无上的权威体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自信与满足，由此所呈现出的审美心态就必然是光明的、平和的和确定的。“月圆”因其辅佐国王、兢兢业业、共同治理天下、富足人民而感到“幸福”，因此，尽管“幸福不常在，人有旦夕祸福”，（64页）但“月圆”始终坚信“伴随我的是欢乐，忧愁与我无缘”（65页）的美好憧憬。“贤明”则以更为勤劳地工作与积极地创造性“智慧”为天下而奔忙，有幸福与欢乐，也有着痛苦与悲哀，常常也有一种向往逍遥生活的审美理想。而“觉醒”则有似于中原文化中的“老庄”形象，是那么地自然无为、回归大自然、追求本然人生的审美理念。由此，四意象说明显地体现着华夏文明的巨大影响。

2．美在智慧说：从创生论而言，“真主创造了人类，赋予他品德、知识和智慧”。（26页）人类的尊贵与伟大来源于知识和智慧。因此，“人类因有知识今天变得高大，因有智慧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26页）“智慧和知识可以洞悉一切，又知识智慧者可以达到目的”。（27页）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和智慧，这就需要去追求。因为“无知识愚昧智者幸福”，（27页）“谁具有知识，谁就将获得世界”，（34页）所以“求知”成为了“幸福”与“愚昧”、“健康”与“疾病”、“美”与“丑”的重要标志。智慧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之美在于面容，智慧之美则在于语言。”（34页）这一“求知”理念明显接受了传统，并将其改造成为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这与中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审美意趣是大相径庭的。

3．美在幸福说：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目的在于获得人生的“幸福”。无论是国王对臣民的“仁爱”，还是大臣对其国王的“忠诚”，以及“觉醒”对大自然、自由人生的迷恋，都体现着《福乐智慧》作者对“幸福”人生的重视与观爱，同时也体现维吾尔族文化中的人文关怀。《福乐智慧》对“幸福”有一种深刻的辩证理解和阐释。“贪图安逸会招来灾难，追求欢乐到头来一定痛苦。”（44页）“幸福”并非是舒适与获得，而在于劳动与付出，从而获得人性的永恒。

4．自然美论：《福乐智慧》常常以美妙的笔触赞美宇宙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美丽。春天里，春风给世界善良的人们打开了天堂之路。积雪的消融、大地充满馨香，明媚的春光里，“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到处鲜花盛开。万花含苞欲放，馨香和樟脑香气布满人间”；还伴随着“大雁、野鸭、天鹅和克勒鸟布满天空，它们上下飞翔鸣叫”，也和着“野羊在花间游戏，鹿儿在草地上欢跳。天公蹙眉洒泪，花儿展颜微笑。此时宇宙瞧着自己，看着别人感到自豪又欢喜”，好一派宇宙大自然之美韵。而这一切都感谢真主的恩赐，“啊，你是世界之美和伟大的体现者”。但是这种美的落实者则在人间的“可汗”“大王”“凯撒”，更有着“东方”的“契丹”。这里体现了维吾尔族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福乐智慧》中的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宗教、审美、政治、语言、习俗等融为一体，在此仅作了点滴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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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中民族特色之展现

上述主要是从理论的视角阐释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资源，下面将从具体可感的审美样式在维吾尔族人民生活中的具体显现作点介绍。

维吾尔族人民尤其是在喀喇汗时期的文化冲击、交流、融合中，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和移植，而是在自己精神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进行整合，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范式，在中国民族美学大家庭中有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就美学思想而言，我们可以从《福乐智慧》中所体现的文化乃至审美特色获得更为具体而感性的认识。

就具体的审美形式而言，《十二木卡姆》、《福乐智慧》、《弥勒会见记》、《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例如，《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传统的民间集体表演唱艺术形式”，“是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东西方音乐中有益成分，经过漫长岁月的加工、提炼、创造而形成的大型的音乐作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下册〉马学良等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232页）关于“木卡姆”，它是维吾尔族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伊斯兰音乐的共同财富，“分布地区很广，种类也很多，阿拉伯、北非、土耳其、印度和乌孜别克斯坦等地均有木卡姆。但就木卡姆的种类来说，目前在世界上，以我国维吾尔族的数量最多，形式也最完整”。（《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杜亚雄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07-108页）又如《弥勒会见记》，据专家考证，被认为是公元八世纪中叶由圣月菩萨大师依据印度语原本译成古代焉耆语，然后又由智护法师从古代焉耆语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不仅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戏剧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现存最早戏剧文学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对我国后世戏剧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