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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这一理论是朱光潜在对其自己以往的“美是心灵的创造”观点的反省过程中提出的。他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他还主张将自然形态的“物”与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区别开来，因为未经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东西都还不是美，都只能是美的条件。在他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才真正称得上美，由此美也应该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随着讨论的深入，朱光潜又以生产实践来谈艺术，从实践观出发来考察美，认为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发现事物美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关系，即审美关系。[25]进入80年代，朱光潜仍坚持“美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论”的观点。认为它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性质，并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来论证主观与客观在美学中的关系，又从人的本质来探讨美的本质，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只属于人。[26]这里有其表述过程的矛盾，即有既强调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又主张美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最终只能统一到主观心灵。当然他也做出了进一步探讨美的本源与美的本体之区别的努力。这与朱光潜在把握美的特殊性质上有一定的贡献是密切相关的。同样成为90年代突破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另一极。
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实践论。这一理论创始于50年代，他是以“自然人化”立论的。在李泽厚看来，实践就是自然人化。自然人化是美的本源，这也就是美的实践基础。因此，他认为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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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美的两个基本特征。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27] 80年代 ，李泽厚从主体性实践本体观出发，进一步探讨美的本源，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实践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最完满的表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最高级的峰巅。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也就是理性积淀于感性的实践形式。这里，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是不同于任何一种动物本能生存活动的根本分界线之所在。实践论所表达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也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达的以生产力为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它们是一个东西，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说法和理论都背离了。由此，美的本质是真与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28]这里实际上也强调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但与朱光潜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将“主”理解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而社会实践活动只能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所以是客观的、唯物的。他认为这种物质实践是美的本体，是对朱光潜的超越。这里显示出了其内在的矛盾。赞同实践观点的，还有蒋孔阳、刘纲纪等一大批人，当然，在表述上有些差异。这样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这一派在80年代取得了主导地位、获得了普遍认同，以致于高尔泰、朱光潜也趋于合流。此外，周来祥的“和谐论”、叶朗的“意象论”美学也都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为此，50年代的“四派”到了80年代实则只存在两派：即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与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随着理论的深化，后者几乎无。[29]
下面再看对美的本体探讨的转向和深入情况。随着哲学界和文艺界对主体性、本体论等问题探讨的深入，美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即由过去对美的本源的探讨转向了对美的本体的追问。这一“思”的过程是严肃的、艰巨的，其意义是重大的，更是我们建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就美的来源上说，大家获得了共识：美来源于社会实践，不过，一旦转向美的本体上，说实践是美的本体，显然漏洞就出现了。尤其是对实践的理解，实践美学[30]大多只承认物质生产实践的优先地位，把人类的、社会的、理性的因素片面地推到了极至，而遗忘了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如何改变这种窘境，人们开始了新的问寻。有来自实践美学内部的完善努力，更有来自外部同情或超越实践美学的呼声，或更甚者怀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等。一时间对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存在的基础的反思成了论争的焦点。如何理解实践与美学的关系，如何超越“实践美学”，如何发展当代中国美学等重大问题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下面将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为回应超越实践美学的责难，实践美学开始了对其自身的反思或补救。另一方面针对目前实践美学的要害即过分抬高理性、社会性而遗忘了人的基本生存，个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的种种策略或方案。
先看实践美学自身的反思。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实践美学”的涵义。实践美学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实践美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美学问题，建构美学体系的学说，以区别于以往的唯心论美学和论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美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狭义的实践美学是特指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或实践本体论美学。这两者不可混同。
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李泽厚本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对自己所理解的“实践美学”进行修正或完善，[31]在一个体系里的观点，如此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就在所难免。①从过分强调总体性、社会性的人转向了对个体人的生存的关注。他认为人活着是第一位的，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人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考虑如何活或怎样活等问题。②从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决定性，过分抬高理性的“工具本体”转向了重视人的情感性的主体精神方面，呼唤建立倾向于非理性的“新感性”的“情感本体”。这一转变很显然与其实践本体论美学体系产生了冲突。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更成了90年代“超越实践美学”思潮等所攻击的对象。
另外，实践美学的其他维护者，也主张在坚持实践美学的前提下，发展完善它，蒋孔阳就认为具有实践性质的活动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他还认为美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创造性的，这就是所谓“创化论”。[32] 这有别于李泽厚的“积淀说”。刘纲纪也主张和坚持实践美学。但他又认为实践只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并未将实践直接等同于美的本体；他还特别强调人的生命活动在美学中的特殊地位。[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