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以来，“以美育代宗教”始终被(4)
2013-08-29 01:07
导读：; ; 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的审美走上的，同样是审美的迷途。这就是所谓的“审美无美”。如前所述，“以美育代宗教”的要害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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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的审美走上的，同样是审美的迷途。这就是所谓的“审美无美”。如前所述，“以美育代宗教”的要害是以自然形态的审美取代神性神态的审美。本来，审美并非来自现实关怀，而是来自终极关怀。美之为美，也根本不是人“审”出来的，“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荷尔德林）。所谓审美，正是来自“抬望眼，仰天而问”，它以对于爱的追忆与怀想抗拒着遗忘，以对于存在的聆听与应答抗拒着虚无。但是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中国20世纪的审美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它从没有把世界“拖出晦暗状态”（海德格尔语），却一再妄言已经“涤除玄鉴”（），并且获得了审美心胸，从而进入“不隔”的“澄明之境”。只有“大地”，没有“世界”（作为显示存在真理的世界）；只有“说”，没有“听”（而且没有听者，只是独白，甚至是无灵魂的自慰）；只有自求解脱，没有寻求解脱。追逐遥不可及的灵魂，不如接受个体精神的自足，向世界索要意义不如赋予世界以意义。承受世界的张力不如与世界相嬉。以本源生命的心性之家去替代超验生命的神性之国。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我礼赞、自我美化、自我圣化。遮蔽了真相，也遮蔽了自我。盲目接受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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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诗性，然后又去诗化之。在缺陷中发现完全，在非诗意中发现诗意。把玩痛苦，游戏苦难，处处皆诗，到处皆美，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冷酷、严峻、荒寒，僵硬、麻木、无情。世界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精神的重量在游戏之中飘逝而去，温馨、爱心、悲悯、灵魂统统不在。疾苦和流泪无须接受，但是为导致这一切的世界辩护却却竟然无条件接受。没有自己的昆德拉，更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所有的就是“走进新时代”，就是“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盛世享太平”……如此，在整体上缺乏一种伟大的东西、深刻的东西，无法与20世纪中华的苦难相当，也无法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耻辱相称。在上个世纪初，鲁迅曾经追问："有做温熙之声救吾脱离荒寒者安在"[12]？百年之后，我们必须说，我们至今仍旧没有拿到通向21世纪的通行证，至今也没有找到“温熙之声”更没有“脱离荒寒”之境，因此，对于在“以美育代宗教”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审美，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也必须是：致一份最后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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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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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中国“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迷途并非偶然，回首20世纪，科学主义盛行，出于救亡图存、思富求强的心结，中国的几代精英全都拜倒在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大旗下。在人与自然的维度补“科学”；在人与的维度补“”，无疑就是这一“拜倒”的两大创获。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对于人与灵魂的维度，则无暇也无人问津。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均与价值世界无涉，民主无非是实现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工具，科学也无非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然而它们一旦涉足中国，竟立即被附会上全能的内涵，民主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所在，科学也成为无所不能的价值尺度，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信仰的对象，也是审美的对象，无异于终极关怀。更颇值深味的是，在中国，尽管存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纷争，但是拒绝与西方宗教文化对话，却是其中的一致之处。前者将“形而下”的希腊罗马文化提升为终极关怀，后者则幻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重建终极关怀，但是却都仅仅承认产生民主与科学的西方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源头同时又坚决拒斥真正提供了西方文明价值意义的希伯来文化即宗教文化那一源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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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出现让我们想起了
生物学中的“米亚德现象”：两个亲本杂交后，在后代身上却只有一个亲本的性状，没有杂交优势。中国出现的这一取向也可以称之为“米亚德现象”。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维度，人与灵魂的维度则素所缺位（中国从来就是禅诗相融，但是却没有提出“以诗代禅”这恰恰说明禅之非宗教属性）。因此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维度的关照物去僭代、假冒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关照物，则是中国文化的公开的秘密。遗憾的是，所缺明明就是宗教文化，百年来的引进却偏偏回避宗教文化，而且千方百计地要取代宗教文化。当有人提出西方的进步与宗教文化相关，中国的落后却与无宗教文化相关，蔡元培先生就曾武断而言：西方“于宗教何与？”[14]百年来，“宗教”在中国完全就是贬词，几乎与“迷信”划上等号。堂堂中国，没有人敢以不懂科学为荣，但是也没有人不敢以没有宗教信仰为荣。而且，这里的宗教，完全就是针对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基督教的。“以美育代宗教”之外，还有“以哲學代宗教”、“可以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以代宗教”，所针对的，都是基督教。在梁启超看来，没有基督教中国不但仍能取得进步和自强，而且，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尽快迎头赶上西方。所谓西方"加耶稣"."宪法加"，就是他的理想。这样，在上个世纪初，从中国的第一代文化精英开始，借助于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话以弥补中国文化人与灵魂的维度的缺位的历史契机，就令人遗憾地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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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根本缺憾也恰恰在此。民主与科学犹如两棵参天大树，确实有移植古老中国的必要，但是必须看到，宗教文化却是它们生长的土壤。一旦把大树与土壤割裂开来，淮橘为枳就是其中的必然。五四之后将近百年，几经周折，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依然没有扎下根来，道理在此。更何况，宗教文化绝非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恰恰是与宗教文化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宗教精神的虚无主义。这意味着：宗教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16]。尽管社会的发展使得宗教信仰的领地遭到侵蚀，但是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为什么在西方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往往都会归依宗教？为什么在美国既最具现代性但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在全世界尽管科技发展了但是宗教信仰却仍旧没有衰弱？保罗·蒂里希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文化，那么所谓文化就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也就是没有纵深的。而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的却偏偏就是平面的文化。它的必然结果绝非仅仅是凯撒成为凯撒，而是凯撒成为上帝。而当凯撒成为上帝的时候，世界也就沦为凯撒的意志。这样一来，彼岸成了此岸，超验成了经验，宗教也就成了迷信。除世纪中叶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falungong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就是例证，真所谓“心中贼难除”。最终结果，必然是无功而返，甚至是文化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极大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