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以来,“以美育代宗教”始终被(5)
2013-08-29 01:07
导读:; ; 事实上,宗教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与在人与灵魂层面出现的信仰维度直接相关。也因此,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才不仅是西方得以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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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宗教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与在人与灵魂层面出现的信仰维度直接相关。也因此,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才不仅是西方得以存在,而且也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根源。与此相关,关于宗教,人们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但是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句话:基督教是适应的宗教。“适应的宗教”乃是马克思对宗教的准确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才是“鸦片”,因为它不可或缺。而在社会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个“无情世界”的唯一“感情”,也是资本主义这个“沒有精神的狀态”的唯一的“精神”。推而广之,对于马克思所谓的“适应”还应该做更为深刻的阐释。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的意义不会死亡。这因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是人性的“一个扇面”,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阶段”。简而言之,“宗教”首先是“宗教文化(信仰)”,“宗教”首先是“宗教精神(宗教性)”、“神”之为“神”,也首先取决于“神性”。由此可见,所谓“适应”,更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适应”,对于信仰、宗教精神与神性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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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中国的几代文化精英一旦论及信仰,往往将“信仰”与“信仰什么”混同起来。其实,“信仰”是人性即人的价值的提升,意味着人的终极价值,而“信仰什么”则只是这一终极价值的实现方式。两者层次并不相同。假如说“信仰”是指的宗教精神(宗教性)、或者神性,是指的有没有信仰,“信仰什么”则只是指的宗教、信教与神,指的是以什么为信仰。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使庙成为庙的东西,是黑格尔的没有宗教精神的宗教就像庙里没有神的名言中的所指,也必须被准确理解为“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17],我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正因为它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有神但是没有神性,是信教而不是信仰,也并非“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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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宗教之为宗教,实际就出于人之为人的无法心安理得。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宗教、信教与神,更不需要宗教精神、信仰与神性,因为人类自己就是神。而倘若无法心安理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令人感到神秘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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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而在此几百年前莱布尼茨也曾经感叹:“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竟然存在”与“为什么有一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所永远无法说清的部分,世界怎么会从无到有,永远也无法说清,能够使人心安理得的,只有宗教。换言之,假如科学面对的是必然的世界,面对的是可能的世界,宗教面对的就是偶然的世界,一切都不可理解,一切也无可理喻,这些困惑在经验的层面都无法解决,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却必须解决。宗教所提供的,就是这一解决。它是不可理解的“理解”,也是无可理喻的“理喻”。同时,人生有限,大自然只塑造了人的一半,人不得不上路去寻找那另外一半。而这寻找,又必然以失败告终。这样一来,或者逃避、自欺,或者皈依信仰。中国走向前者,正确的选择,却是走向后者。人生因此而并非乐园,而是舞台,何以来?何以在?何以归?心何以安?魂何以系?神何以宁?这一切永远也无法说清,能够使人心安理得的,只有宗教。而宗教的应运而生,正是对此的深刻体验,在此意义上,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被逼出来的,都是面对解释不了而又必须解释的困惑的结果,都是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把握、根本理解,并且通过这一根本把握、根本理解从无序、不合理、无意义走向秩序、合理、意义,从平面、平凡、无意义、单纯走向非凡、立体、意义、厚度,并求得精神支撑。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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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由于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有无,在这里还存在着真正的宗教与伪宗教之分。在缺乏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世界,宗教被僭代为伪宗教,其结果,不是变成迷信,就是变成帮会组织。宗教成为烧香拜佛,成为“吃教”,神也成为收受贿赂的对象与排忧解难的帮手,而灵魂却变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幻影。总之,宗教成为了可口可乐。而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莅临,却使得宗教成为宗教。也因此,在宗教之中,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因为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莅临而导致的终极关怀。而且,宗教所“适应”的,其实也就是人性对于终极关怀的需要。这终极关怀与科学、哲学不无关系,但是,只有在宗教中才作为根本而存在。人类正是出之于终极关怀的需要才创造了宗教,因此也通过这一创造而创造了自己(因此信仰、宗教精神、神性均与人同在,终极关怀也与人同在)。这无疑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造,人性的创造。意义在想象中编织,生命在宗教中转换,失乐园之后的自由在终极关怀中获得(失乐园之前的自由没有意义),雅典也在“适应”中最终臣服于耶路撒冷。由此看来,与西方宗教的对话,其实也就是与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对话(我在论著中将其称之为:信仰之维),与终极关怀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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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研究而不知道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思想),显然是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研究中国而不知道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思想),同样是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而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对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思想)有所回应。中国美学要走向世界,同样也必须对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思想)有所回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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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应,具体来说,就是在发展层面“以宗教代美育”;而在美学学科层面则“以宗教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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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如此,除了以美育无法代宗教,而只要人类最为深层的生命困惑存在,宗教就始终必然存在,因此必须让宗教归位并且“以宗教代美育”,从美学自身的角度看,强调“以宗教促美学”则是因为:在美学研究中,必须为美学补上信仰的维度。我们可以不去面对宗教,但是必须面对宗教精神;我们可以不是信教者,但是却必须是信仰者,我们可以拒绝崇尚神,但是却不能拒绝崇尚神性。而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缺席所导致的心灵困厄,正是美学研究中的不治之症(“以美育代宗教”关键性地导致了这一不治之症,其实,宗教是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得以体现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其次,在活动中,最为缺乏的也是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也就是终极关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美学始终在现实关怀方面越位而在终极关怀方面不到位的原因所在。而宗教恰恰是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得以体现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事实上,没有宗教精神的审美与没有审美意蕴的宗教,都并不存在。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从宗教需要审美、作为工具的角度来解释宗教与审美的关系,然而这却是“熟知非真知”。必须看到,犹如信仰并非人类的天性,爱美也并非人类的天性,而是人类确认自我、证明自我的一种方式。通过审美活动,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本质也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并且确证了自己的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的存在。因此,最初的创造神与创造美往往同在。而且,像宗教一样,审美也不是由于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由于人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即便是审美脱离宗教以后也绝不可将之神化,更不能以之为宗教,并且导致令人遗憾的遗忘――对于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遗忘。审美活动永远不可能是什么“创造”、“反映”,而只能是“显现”,也只能被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信仰之维)照亮。而且,只有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信仰之维)在,审美活动才在。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信仰之维)必须先行存在于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仅仅是受命而吟,仅仅是一位传言的使者赫尔墨斯,必须要先聆听“命”他有所言说的“命”,然后才能有所“言”。“终有一死的人说,因为他们听。”[19]因此,是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信仰之维)莅临于审美活动而不是相反,否则,审美活动就无异于西壬女妖的诱惑人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