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身处魏晋更替之际，嵇康、阮籍表(4)
2013-09-14 01:13
导读：：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 “清”意味着对形体欲望的超越，故“清”与“形”相对立，而与“神”密切联系，此即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的“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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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意味着对形体欲望的超越，故“清”与“形”相对立，而与“神”密切联系，此即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的“虚形体而轻举细，精微妙而神丰”。嵇、阮有感于现实社会的动荡残酷，故向往精神的宁静自由，换句话说，形体的拘束与限制促使他们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自由，这是嵇、阮诗文中的基本主题，也是其诗文动人心魄的力量所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东晋乃至南朝，“神”成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大画家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作为中国山水画论的奠基之作，宗炳的《画山水序》则提出，山水画的功用即在于“畅神而已”。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这种重“神”轻“形”的思想在中晚唐之后日渐突出，尤其是在文人画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 “远”与“清”密切相联。嵇康在《琴赋》中所说的“体清心远”精确地道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清”意味着从感官欲望和利害计较中解脱出来，“远”是玄远境界。有“清”，而后能“远”，超越而后能玄远。嵇、阮诗文着力表现的就是这种清虚玄远的境界。玄学诸子中，王弼讲“崇本举末”，郭象讲“游外以弘内”，可以说都是要远近相即、有无一如。嵇、阮则是远而又远，“浮游太清中”[1](P36)，“逍遥区外”[5](P439)是嵇、阮共同的理想。钱穆先生论及郭象与庄子之不同时，云：“在庄周则放之惟恐不旷，在向郭则敛之惟恐不促。在庄周则扬之惟恐不远，在向郭则牵之惟恐不迩。”[13](P332)就魏晋玄学而言，这一对比可以移用于嵇、阮。钟嵘《诗品》称嵇康诗“托喻清远，良有鉴裁”[14](P32)，称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14](P23)。《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 “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这说明早在六朝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嵇、阮思想中“远”的特点。
大学排名 ; 作为一种审美风格，“清”“远”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从谢灵运、陶渊明到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就充分表现了这一风格。清初王士祯高举“神韵”说，其核心内容即是“清远”。嵇、阮的人格和思想，对这种倾向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 “远”既带来超越之境界，又意味着对当下感性事物的忽略。从文学上看，或许可以说，从嵇、阮思想中导出的主要是游仙诗和玄言诗。对这两种诗歌的消极意义，历来研究者多有论及，兹不赘言。这里要指出的是，其积极意义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美学中首先在诗歌中表现形而上意境的，也许正是嵇、阮的游仙诗和玄言诗。没有嵇、阮诗歌中对玄远之境的强烈追求，没有这种一往不复的超越精神，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范畴就没有这样丰满。
; “远”意味着对现实秩序的超越，在此意义上，“远”与“逸”密切相联。“逸”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历来论者多有论及。就“逸”的哲学基础而言，庄子本是“逸的哲学”[12](P192)，可以说是“逸”最早、也是最根本的哲学基础。后来的南宗禅对“逸”同样有重要影响。处于这二者之间，或者说，重现庄子“逸”的精神的，是嵇、阮。嵇康说：“宁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乎？”[1](P140)在嵇康看来，庄子哲学的归宿在于“放逸”。所谓“放逸”，应当是从种种有限性的束缚中超越出来，所获得的一种自由境界。如果说庄子是从理论上确立了这一点，嵇、阮则以人生实践和诗文将它表现出来。
; 美学上的“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出于意表”[11](P405)。表现在作品的思想上，就是一种“逸气”，一种超尘脱俗、清虚淡远的精神境界。清范玑说：“夫逸者放逸也，其逸超乎尘表之概。”[11](P929)清戴熙说：“元人高逸一派，专于无笔墨处求之，所谓脱尘境而与天游耳。”[11](P996)这都是强调“逸”远不止是绘画之事，更是与作者人格境界的高洁、放逸紧密相连，在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最充分地彰显这种人格境界的，也许正是嵇、阮。嵇、阮对“逸”的影响，主要即在于这种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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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个审美范畴的共同特点是都与“心”密切相联，都着重于人之“神”。汤用彤先生说：“（魏晋时期）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于是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6](P196)这一转向突出表现在嵇、阮思想中，它对中国美学影响至深。北宋之后的尚“韵”、重“意”都或多或少存在此倾向，而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文人画。舒士俊说：“这种超脱尘世、向往山林的风气，使当时的艺术和艺术理论都得到一种超脱尘世的纯净清气的荡涤，也因而使‘魏晋风韵’成为后世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渊源。”[15](P10)
; 概言之，嵇、阮思想的美学意蕴主要有三：一是超越：嵇、阮的超越既是对庄子精神的继承，又是直接承续王弼哲学而来。嵇、阮的发展在于，将这种超越精神落实到行为和诗文中。虽然从理论上讲，他们明显逊色于王弼和庄子，但他们的人格是那样高尚、那样鲜明，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现这种超越精神。因此，他们对魏晋风度的影响似乎更大，对魏晋之际人的觉醒和美的自觉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二是自然：嵇、阮的自然是“心”之自然，强调随“心”所欲。这种“欲”不是感官、功利的欲望，相反，嵇、阮正是要从这种欲望中摆脱出来，显现本然、纯真的自我之“心”，这种“心”是“冰心玉质”的纯净之“心”。嵇、阮认为，这才是人“心”之自然。中国美学、尤其是意境范畴表现的也是这种“脱尽烟火气”的自然，即一种超越于尘世之外的清新、高洁的精神境界。三是自由：嵇、阮的超越与自然最后都落实为一己心灵之自由。自由也就是返归这种精神之自然，任心而为即是自由，自然即自由。中国美学、尤其是意境范畴也是要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自由。
; 注释：
; ①较之于阮籍，嵇康的逻辑思辨更严密，理论阐发更充分，故历来论述嵇阮思想者，多以嵇康为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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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阮籍对名教也有激烈的批判，《大人先生传》云：“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又云：“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