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恐怖的生产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写了(2)

由于目光狭窄（生活范围狭窄的结果）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狭窄化了，自我意识变得模糊，生活在封闭圈子里（一个没有陌生人、陌生事，一天一天没有任何新鲜色彩）的人总是缺乏真实的自我体验。首先是缺乏相异之人的对照（周围都是熟人，相互间缺乏对比──熟人在这里意味着遵守相同的生活风俗、习惯、方式），没有异己事物的激发，没有新鲜事物的激励，人们无法发现自身中的创造性（个性力量），寻求个人感的冲动被压抑了，熟人社会是重人情、重归属感的群体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代替了竞争，守旧代替了创新，从众代替了独特。在这种封闭的生活处境中，因为无法逃离哪里，一个小小的过失都将是致命的。因为那些看过你犯那个错误的眼睛将永远盯着你，你无法摆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压抑的威胁，是因为到处都熟人的眼光、监视的眼睛。冒险被禁止，任何逾越常规的企图都被扼杀在摇篮里。“熟人”组成的社会圈子，四处都充斥着叫做世交、老朋友、亲戚人，而这些人也是最好的监视者，人们办事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会怎么看，或者这些人是否能帮忙，他人的眼睛成了办事标准，人情成了办事的通行证甚至成了办事的前提，社会中各项事物的法则都归结为人情交换法则──这从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封闭性（外人难以进入这样的圈子就是因为他总是因缺乏人情关系而被拒绝），人们办事不是靠个人奋斗，发展个人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在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中争取到待遇、机会、成功，而首先想到的是人情、找熟人、找依附成为封闭型社会的典型特征。封闭群集扼杀的是人的个体意识、创造冲动，鼓励的是依附、监视、攀比和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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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怖的转嫁

群集为了维护自生存，不仅要将恐怖不断地施加于其内部的个体之上，以便维护其内部统一性，同时它也必须将恐怖不断地施加给异族群集，以便在群集与群集的竞争中获得最大可能的生存空间。因此群集之间存在彼此施加恐怖的关系。这种情形下，为了克服恐怖，一个群集就有可能把“将恐怖施加于别的群集之上”作为一种生存手段使用。这样，恐怖就而然地转换成了暴力。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就是群集之间恐怖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一方的安全感必须以对另一方的武力威慑为前提，也即群集双方各自的安全感以彼此互相施加恐怖感以及这种恐怖感的平衡为前提。

群集的暴力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乌合型群集暴力。一种是集合型群集暴力。

关于乌合型暴力。蒙森这样描述发生在公园7世纪中下叶（681年）罗马的暴力事件：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苏拉重建的元老院是如何守卫马其顿的便捷，如何为小亚细亚诸属国的国王们制定秩序，入伙最终在海上运用警察力量。任何一方面的后果都无法令人感到愉悦。政府在另一项或许是更为紧迫的事件中亦未取得更好的成果，即监管各个行省的无产者，其中尤其是意大利的无产者。奴隶无产者这一癌肿咬啮着每个古代国家的脊髓，一个国家越是繁荣强大，这一咬啮就越是厉害……当奴隶和无产者们受显贵阶层之命去掠夺和谋杀时，他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念头，为自己去干相似的勾当。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够将这可怕的干柴变成熊熊烈焰，将无产者变成一支暴动的大军。”[3]

色累斯人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起义就在这种情形下发生，起先他们只有74个人，但是很快，便由于周围地区众人争先恐后地投奔而迅速地壮大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描述中蒙森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场暴动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仍旧是一场强盗的暴动，它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身的分歧和毫无目的，而不是源于对手的强大”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起义集群为什么会很快变成单纯的暴力集群，原因是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目的，没有一个“精神”可以把他们整合起来，蒙森的认为，斯巴达克斯暴动的失败应当归咎于迅速发生于暴动者内部的分裂和争吵，毫无目的的群集在一起的犷悍之徒只愿意在被占城市中粗野地放纵狂欢，他们漫无目的地洗劫和掠夺，“随着胜利的取得，斯巴达克斯在作战中见到的顺从已经从那些部下身上消失了”，他们身上突然露出了桀骜不驯的本质，这种本质把他们带向了暴力的深渊。胜利的骄矜会使他们如此，那么失败呢？失败也是如此，当失败的阴影笼罩了起义者，他们又开始因为绝望而杀戮。

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动机：决斗士、奴隶对死亡的恐惧，这是罗马贵族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恐怖，为了克服这种恐怖，在反抗和顺从之间他们选择了反抗；斯巴达可斯起义的结果：决斗士、奴隶对恐怖的反抗变成了另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恐怖，他们试图把罗马贵族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恐怖原样不变地回敬给那些贵族们。

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有理性的个人聚合一处的时候，这种理性可能就会变成它的反面非理性。原因是聚合一处的群集趋向于消灭个体的个性，个体掩藏在群集之中，个性也掩藏在共性之中，这使个人不再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只有拥有个性的个体才会自我负责，没有个性的个体只是纯粹地作为群集的一部分――一个零件――而存在，在他的感觉中他额定任何行动都不能单独导致某个结果，任何结果都是群集的结果，因而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他觉得他的任何行动都是没有个人结果的。

乌合型群集更多地倾向于挑起人类身上的原始本性。我们会看到乌合只是在激情的层面上活动，并不能在理性的层面上活动，乌合内部众多的理性互相抵牾，乌合无法理出头绪，这时候哪一个理性都不能占据上风，因而乌合只能被外在于它的理性牵着狂乱的行走，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行为。乌合是一个巨大的激情，拥有狂暴的力量，但却并不清楚这激情要指向何处，因而它具有巨大的毁灭性，用它毁灭上是可以的，但是用他在建设上是不可以的。

乌合为什么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激情？弗洛姆在分析纳粹主义心时提出：“个人为了逃避孤独无助的感受阿放弃自由的心理倾向”之说[4]，此说解释了由个人而转化为乌合的心理学动因。勒庞在《大众心理》[5]中也讲到“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潜意识之集体机制作用下，心理上会产生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的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勒庞认为这种转变有如下机制（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责任意识的放弃，只能接受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意见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