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恐怖的生产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写了(3)

勒庞的下述描述非常有意思：“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集群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是轻微的反驳，都会立刻招致愤怒的吼叫和粗野的叫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乌合型群集中，个人放弃了责任感，他可以行动，但却认为自己不必为这行动负责――责任可以推给乌合，他掩藏在乌合之中，把自己变成了“无名氏”，因为他是无名的，他感到自己既不会受到奖赏也不会受到惩罚，他变得有恃无恐，而作为“个人”时的卑微无能的感觉彻底消失了，他感到自己作为乌合的能量――此时他是一个激昂着的“群情”。

乌合总是被某种“群情”激昂着，表现出偏执狂性格，勒庞说：“一切、神学或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那种偏执狂色彩，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正是这种“群情”使乌合不仅把自己的死亡也把别人的死亡看得轻如鸿毛。乌合的狂热和偏执使乌合对异己的态度绝对不像“个人”面对异己时那样克制，乌合不愿容忍异己的心态被偏执和狂热催化，又得到了虚妄了自我膨胀感的支撑（乌合总是感到自己强大无比），这个时候乌合已经不愿意通过容忍异己（在自身中包含异己，使自己本身就带上矛盾的质素），或者是和异己协商的（通过说服对方让异己融入到自身之中）来面对异己，乌合不愿意让自己的内部出现矛盾，也不能接受自身内部有矛盾的现实，它宁愿自身是纯粹的、如一的、绝对的、纯净的。在这种情势之下，乌合总是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异己来达到自身对纯净、绝对的追求，这个时候“生命”的价值和“幸福”的都已经排斥在了乌合考虑的界限之外，因为乌合自认它已经超越了“个体”，而“生命价值”和“人生幸福”被认为都是“个体”范围内才要考虑的问题，作为集群乌合考虑的只是集群的总体目标。

臣服和施暴分头传染，一立即臣服于某个威权、独夫的愿望，一是对异己的暴力征服；卑微和自大的性格同时发挥效力，学乌合身上驯服于某个强势独夫的倾向和用暴力摧毁某个敌手的倾向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人类文明始于对暴力倾向的克服，那么，显然乌合的这种状况恰恰是让人类又回到了童年的状态，回到了通过施暴、征服、消灭来压倒对方，以便达到统一的。幼年的未开化的人类，总是倾向于通过消灭对手来获得统一意识，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人类野蛮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成了人类野蛮时代的象征，但是摆脱了幼年状态的人类，克服了对自身同一性的狭隘认识的人类，其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学会“说理”，说理的各种方式（理性的、思维的、辩证的）被了出来，通过“说理”达到统一意识，而不是通过消灭异己而达到统一意识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它也标志着人类理性认识水平、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相应的高层次，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学会了和异己之物相处甚至交融，不是通过暴力征服异己而是通过理性调和异己，和异己相处一处。

乌合的这种暴力倾向反应在语言上，就是呼口号――，这是乌合说话的最重要的方式，乌合并不试图和异己对话，而是试图用提高音量，在音量、气势上压倒对方。[6]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三、恐怖

乌合的无产者因为缺乏统一的目的，因为分歧，因为骄矜和绝望而倾向于暴力。那么，有产生呢？他们有组织地聚合一处，是否情况会比较好一些？现在让让我们来看一看集合型群集暴力，我们可以结合萨特对资产阶级暴力的来讨论这一。

萨特很好地了“作为资产阶级暴力的殖民行为”。[7]他写道：“暴力和破坏是被追求的目标的组成部分。这涉及三个层次的行动：第一，从肉体上清除某个数量的穆斯林并瓦解他们的机构，而绝不让他们‘享受’我们的机构；第二，剥夺一切土著团体的土地所有权，随即一厢情愿地、过于迅速的通过民法把所有权交给新来者；第三，在对土著进行系统的超剥削基础上建立殖民只和宗主国之间的真正联系（以最低价销售殖民地产品，以而高价购买宗主国的手工艺产品）。换句话说，对殖民者的儿子来说，暴力是由情势本身造成的，这是一种由力量造成的情势；殖民者的儿子和穆斯林的儿子毫无例外，都把制度本身确定为实践──惰性地狱的客观暴力。但是，如果说这个暴力客体造就了他们，如果说他们因为自己的惰性而部分地接受了它，这是因为当时在建立制度的时候，暴力──惰性还只是暴力──实践。正是人把自己的暴力铭刻在作为人与人之间被动中介的永久统一性中。”

“暴力作为资产阶级的存在，作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派生关系，存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中；作为与资产阶级同一代的实践的暴力也存在于殖民之中。……在剥削必须首先依靠压迫的新条件下，这种暴力随着自身的变化而翻新；可能到大规模的屠杀和刑罚。因此，它必须自我创造以便维持自己，必须改变自己以便一如既往。反过来，殖民战争停止，它将作为需要立刻使用的实践暴力返回到宗主国，去反对被剥削大众。”

萨特非常清晰地论证了这种暴力的精神依据，资产阶级倾向于把本国被剥削大众认定为次人，而把殖民地人认定为非人，也就是说阶级暴力是建立在人的等级制认识之上的。资产阶级针对本土的宣传是种族主义的，以便为自己在殖民地所做的一切辩护，而在本土，对被剥削阶级的压迫，则通过矿场、竞争、市场等一系列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组织起来。有组织的暴力就是这样被合法化并且成了支撑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定结构。

在上述集合型群集暴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变得更加符合理性，它以理性的面目出现，披上了合法外衣，这个外衣不仅仅使暴力变得符合资产阶级伦，甚至也符合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伦理学，它不仅仅说服资产阶级本身对这种暴力状况心安理得，而且也说服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使他们觉得这种暴力不是暴力，而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必须借助于此才能生活的甜蜜抚摸。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受虐者对施暴者感恩戴德，便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现代社会，集合型群集暴力是以产业关系组织起来的，产业革命为建立起近代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这样一些产业群集关系铺平了道路，也为这种暴力提供了温床，从此以后，暴力不在以流血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流汗的面目出现，如果说过去，乌合型暴力是以流血为特征的，现在暴力变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披着市场外衣的行为，无产者自愿地走向了资产者的工厂，被殖民者自愿地投身于殖民者的怀抱。当这种（对劳动进行暴力盘剥的）汗水的暴力不能进行的时候，不是资产者对此感到痛不欲生，相反是受虐者――无产者、被殖民者――对此感到深深地自责：他感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无用的人而被排斥在了这个四处都在追求有用，追求对这种有用进行市场交换的社会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