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恐怖的生产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写了(4)

对于这种暴力，马克思非常好地进行了分析，马克思的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化了的分析模式。当资产阶级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候，它排斥了一切中间群集，而把社会简化为它自己和无产阶级两个群集，这种简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暴力性的，如资本主义化早期英国社会出现的“羊吃人”现象，手制造者、小作坊主、自耕农民等等纷纷破产，这些破产者逼迫来到资产者主导的社会关系之中，――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暴力剥削使除了它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加入到了它的对立面“无产者”群集之中，资产者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呢？马克思的分析证明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两个群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通过金钱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暴力体系。不过，马克思对这种暴力的性质的理解依然是简化的，他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不仅仅资产阶级群集的存在依赖于这种暴力，同时无产阶级群集也对这种暴力具有依赖性，正是这种双向依赖性维护了这种暴力关系的存续，使它不仅仅没有因为其暴力的本质而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趋向破裂，反而它的结构和方式都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大大地发展和改善了，作为一种暴力形式，它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暴力，它如此极端却又如此温文尔雅，它如此野蛮却又如此符合理性，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理性的暴力。[8]

它对自由的强调使人们常常会误解地以为，它作为群集只是出于维护个体自由的目的而诞生的，除此它的另外的目的便微乎其微了，的确，作为一种群集形式，没有另外的形式比它在保护资产者人身自由和财产累积之权益方面做得更好，也没有另外的群集形式在集群的为所欲为与集群内部各个个体之欲望的满足之间平衡得更好，以至于大多数处于其内部的个体（甚至包括绝大多数无产者群集中的个体）都会觉得服从它也就是服从自己，服从它不仅不会丧失自由，反而会得到自由，在这样的逻辑中，服从不仅不是自由的对立面相反倒是自由的保护神了。资产阶级所造就的群集关系，其暴力本性因为契约主义的外衣，得到了尽可能的遮掩，无产者群集在整体上处于如下状况之中：他们感到自己的权益通过契约得到了保护。的确，没个单个无产者的权力之被保护的程度，从人类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这样高过，无论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获得了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甚至身体的自由）还是财产权力（他们的财产同资产阶级的财产一样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都得到了保障，对于每一个无产者个体来说，这种保障的确是切实的、有效的，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加入资产者群集游戏的无产者都获得了一份公平的契约，他们的上述权力得到了倾力保护，这使无产者产生了和资产者平等的幻觉，进而这种幻觉鼓励了无产者对于通过勤劳和智慧加入资产者群集，令自己成为资产者群集之一员的盲目激情。也正是这种激情掩盖了无产者群集在整体上和资产者群集之间存在的残酷的被虐和施虐关系――一种极端不平等关系。

这种盲目的激情一方面催发了无产者积累财富加入资产者集群的欲望，另一方面当这种尝试失败的时候，它又造成了明显的绝望情绪，这种情绪在无产者中蔓延，像瘟疫一样。这种情绪倾向于把贫穷、困苦归结为无产者自身的懒惰、愚蠢、浪荡、堕落等品质，而资产者的富有完全是因为其勤劳、智慧、节俭、创造。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低贱之所以低贱是因为它本身就低贱，而高贵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它本身就高贵，这是一种典型的用结果来论证原因的逻辑。在上述逻辑的诱导之下，无产者越是趋向于赤贫便越是趋向于自我否定，他们不是被赤贫的面貌吓坏了，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而是被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情绪深深地埋葬了――资产阶级群集正是通过上述形式埋葬了无产者群集的反抗和希望。

当这套逻辑反过来了的时候情况便会非常不同。历史已经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遗忘了二者的因果关系：无产者作为集群到底是因为道德上的欠缺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常常人们认为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但是，这种穷人在道德上的劣势（贫穷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因而，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等等），经过马克思的颠覆后转变了过来。在马克思的道德天平上穷人居于优先地位。马克思的解释图式是这样的：富人的富裕来自对穷人的剥削。他的意思是说，富人在富裕之前就已经在道德上犯下了罪孽；另一方面则是说，穷人越勤劳意味着他越是贫穷，因为他被剥夺得更多。因而穷人为了达到富裕，首先要做的不是“勤劳”，而是“不勤劳”―消灭劳动―消灭了富裕阶级赖以存在的剥削劳动，那么他们就消灭了自己贫穷的基础。因为不是勤劳将使他们富裕，而是消灭勤劳。这就是鲁迅在他的《一件小事》中所阐释的思想，车夫的道德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拯救而不少相反，穷人在道德上优于富人。实际上类似鲁迅这样的观念转折早在梁启超时代就开始了，它一直伴随着20世纪初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如中国传统文学趣味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发展而来的，讲求温柔敦厚，以诗教观念为基础，这是一种典型的有产者的趣味，但是梁启超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观念，梁启超认为小说的重要性超越了诗歌、散文，把此前一直被看作是下里巴人的不入正流的小说看作是最重要的文学题体裁，这种趣味的转换预示了此后无产者趣味对于有产者趣味的反抗和替代[9]，20世纪20年代肇始的“革命文学”、40年代活跃于中国北方的“解放区文学”、50年代、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成为主流话语的“无产阶级文学”可以当作这一过程的历史谱系来看待，而这一谱系和在政治以及军事、经济领域的“革命”进程几乎是完全对应的，前者把无产者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翻身历程体现在了观念领域。梁启超、鲁迅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论证过程我们在俄罗斯作家笔下也可以见到，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越笨越接近事实。越笨越明白。笨拙就是简捷而朴质，聪明则是圆滑而又躲闪。聪明是下贱的，愚笨则直率而且诚实。我的话已经说到了绝处，所以我越说得笨拙，对于我越加有利。”[10]某种本能促使伊凡嘲笑聪明、赞美愚蠢，因为他知道聪明是有产者的“道德”标志，而愚蠢是无产者的“道德”标志，于此他选择站在后者的立场上。这种立场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都会看到，穷人如何凭借其道德优势而战胜了富人，乞儿如何获得了公主的垂爱等等，这类故事都是这种观念的幻想式反应。当这种幻想被落实到实践领域，在实践中爆发时，我们就会看到资产阶级针对无产阶级的暴力是如何演化成了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暴力的，这种暴力转换让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的暴力作为集合型群集暴力，它的理性的暴力性质并没有完全避免它作为一种暴力形式所必然要遭至的结果：暴力实践者必然要成为暴力实践的对象。在某种与它一样的思维的左右下，无产者群集必然要将其遭受的暴力义一一回敬给它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