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形态写作以其坚定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以(2)

我非常赞成钱理群先生的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诞生以及命运和现代出版业的诞生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说，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出版业的产物。陈思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是先有了现代出版事业，才会有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和文学思潮。”也是这个意思。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逃到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是一个象征，就象它的名字一样，它意味着从此印书和商务结合了起来，出版成了一项市场化的文化生产行为，它将文化生产纳入到市场轨道中，用市场这根弦将文化市场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文化人）与文化市场的生产资料（书刊印刷）以及文化市场的消费（书刊发行）联系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文化市场上自由生产主体，而不是过去的帝师王佐，受体制豢养的仕。

四

我这里说的文化劳动力，专门指那种以狭义的文化的生产以及传承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生产资料也是指狭义的文化生产的有形条件，不是指知识分子进行文化生产时所利用的精神资源。因而我这里谈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内问题，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外部条件，如何理顺文化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外问题。

我所找到的是建立文化生产的市场化机制，解除文化生产的计划体制，这其实是一个文化生产力的解放问题。

解放生产力，是一个富于感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十年，甚至几年前我们不敢想象的观念、事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它带来了思想的巨大解放。解放生产力，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劳动力要素以及生产资料要素的市场配置问题。

传统中国，以“语录体”为文化生产方式的时代，我们遇不到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文化生产关系是以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人身依附，进而是精神猎属为特征的，文化消费也不是一项市场行为，因为它不以消费者的自觉自愿为基础，人们无权选择文化产品。

那个时候文化的生产处于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中，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对文化产品的分配方式是指令性计划为主，他的目的是对社会群众进行文化“灌输”，思想“”。

但是随着时代的，我们看到这种文化生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撰稿人的出现，这些从事文化生产的自由劳动者对文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提出了要求。二来，领域的市场化，产生的不仅仅是物质消费品市场上的自由消费主体，同时还产生了文化市场上的自由消费主体，他们不仅有进行自觉自主的文化消费的经济实力，而且有这样的愿望。文化上的计划生产已经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总体上说我们的报纸和杂志还不习惯于将自己的当作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来加以对待，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当作一个来经营，一个商家不敢在顾客面前做的事情，他们敢作，他们没有顾客的意识。他们大多数还是习惯于将读者当成受教育的对象，将自己当成灌输的工具，他们不是为他们的消费者服务的，他们对待自己的消费者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是真正地站立在它们的消费者一边，他们没有真正的民间立场。让他们成为市场行为中的独立主体，让他们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让他们按照文化资源市场的机制来运作，有一天，它们会发现只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讲话，代表了消费者的心声、愿望、要求，消费者才能信任它们。它们也才能生存。出版社。30万元可以注册成立一家公司，那么30万元在中国到底能不能注册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体制的改革，只有竞争，允许社会力量办出版社才能得到彻底的改观，市场将淘汰那些质量差的出版社，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政府为养这些出版人员而付钱了，而是相反，政府从出版企业中得到丰厚的税利收入。市场将为我们管理文化资源的配置，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将因此而导入一个良性循环。

五

告诉我们生产力要素的有序流动必须由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来操纵。现在人们对物质消费品生产、分配的市场化，人们对物质生产的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资源的配置的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共识，但是对文化市场，文化再生产的要素，如文化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文化生产资料的配置的市场化，文化消费品分配的市场化的认识还不足。

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生产关系至少有这样一些弊端：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销售的脱节。生产的不是消费者需要的，消费者需要的又不能生产。二、 文化产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市场的保护，文化产品的版权、品牌权、文化生产者自主权，文化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等等得不到真正的落实。三、劳动力浪费。因为计划体制，文化产品单一，模式化、公式化，生产者只能按照一定的图式生产，不能发挥其思想的独创性，又因为不能多劳多得，因而绝大多数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缺乏积极性，他们被体制豢养，养尊处优，缺乏进取心。他们习惯于对体制负责，而不是对整个社会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历史和人类的总体命运负责。

我们总是说我们缺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们的文化缺少天才的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天才在悲愤中生活，无处容身，无处说话。而这之中的根本原因不是我们的汉文化已经到了他的老年期，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者智力水平有欠缺，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的生产关系没有理顺，文化生产力要素没有得到市场化的配置。

当然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一定有人会怀疑，这种怀疑无可厚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之初不是也有人对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不休吗？市场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的调节能力在人们的怀疑中得到了发展，市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调节能力也会在这些人的怀疑中得到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它应当有的贡献。消费者，文化市场的受体，他们会决定一个出版社，一家报纸，一份刊物他们在市场上的命运，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低级的、黄色的、粗制滥造的、反动于时代的文化产品必然会为消费者所识破，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也必然会破产，它们的假知识分子面目也一定会被揭穿。

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的人民，他们作为文化市场上的消费者的自觉自决自主的能力。如果我们将他们当成封建时代的臣民看待，用封建统治者那种眼光看他们为愚民、贱民，那么，我们的某些人自然就会“不放心”，免不得要为他们失去“文化牧师”、“文化哨兵”的地位而难过。如果我们将它们看成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自由自觉自主的消费主体，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