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从各种文化对话的实践出发(2)

　　什么是科学的知识？的任务能是什么？以及必定是什么？研究的成就服务于谁、或什么目的？在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运用之间是否有直接有关系？这些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不能与完全确定的文化脱离，相反，认识需要文化框架作为它的先决条件。应该这样去表达文化科学，无须说单一文化的本质问题是文化本来的核心问题，而是在研究单一的文化自己的传统中运用的方法论才是核心问题。我认为，在这一联系中特别有意义的是以下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文化科学允许进入单一的特殊的文化中去，从而去研究从当代思潮中产生出来的经验、恐惧和热望呢？我期望着在和德国文化学的差异处去赢得新颖的认识。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的结论是：当在进入文化概念的对话之前，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学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着手方式的区别。我总有这样的印象，不同文化圈的学者，虽然他们谈的是同一题目，实际上却在谈完全不同的事物，在文化领域这个讨论中就存在着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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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世界的敞开：关于文化概念的阐释

　　我认为，就全球范围来说，去获得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与的关系，以及去展开这样一个自身敞开，并不与外界相隔绝的文化概念应是文化的核心。从实用目的的文化和文化的观点出发，按照一国的但也是全球的尺度，我们将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展开讨论。若要持续地，就要采用从内部出发的方式，要避免发展的偏执性。

　　我把对话的偏执（Beliebigkeit）定义为交流的一方出于一定的目的的武断地维护，随意地赞颂自己文化的态度，我们应该改正这种偏执的态度，以对话方式面对其它文化。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不同文化之间的自由对话不可能进行。在正统和正式场合之外去开展一个普遍的对话，有这一决心是很重要的。由于上面所提的各种文化间之争辩的"偏执"，人们对对话的要求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过去已经不再那么热切，为了不丧失对话的严肃性，我们须证明对话的合法性，并且汇入到有承载能力的兼容结构中。

　　五、文化交流--严肃认真的对话

　　文化交流不再能够摆脱由"精神"这个文化概念的复数形式唤起的思想见解：我们所谈的多种文化并非指无法传播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似乎是对这一点的证明，我们成了（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世界大事的话）分裂的目击者。这种分裂脱离开每个概念上的限定，而且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发展逻辑，即使"全球化"这个概念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由于我们已经意识到全球行动的必要性并因此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世界"，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自己陷入到两者之间的深深矛盾中，这两者即他们自己对文化交流的愿望与要求和实际存在的互不相融。这种互不相融往往在不同文化的交点上蔓延，由此使得人们对文化交流的要求陷入困境。我们当然已经学过如何细致区分"不同风范"与"不同值"，然而却经常轻易地将"文化"这个概念与当地的文化现象等同起来。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这个概念托玛斯·迈尔（Thomas Meyer）阐述到，它一方面源于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文化结合完美性的球形理论，另一方面源于帕森（Parson）的价值理论。基本的社会价值构成不同文化的意义核心，这个说法即来源于该理论。 在立足于"认真"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中，谁是交流的对方呢？

　　虽然与我交流的对方是单独的一个人，我从封闭的文化圈子出发将其视为"他们"，将"我"视为"我们"，使他从我的观察角度在譬如有关人权的讨论中由某个国家一名公民变成为某种文化的一个代表。与此相应的是，我的这位交流伙伴在具体的对话情景中或者充当一名他所属的那种文化的代言人，或者变成为纯粹个人观点的捍卫者。这两种身分都是可能的，并且在实践中常有发生。在我看来，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只有当可能存在于个体身分与集体身分之间的差别被做为先决条件并被当做对话主题时，"严肃性"才会出现。在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应该注意克服一种现象，即的文化个体变成了人造的组合体。

　　为使文化交流成为严肃认真的对话（对话立足于交流中为对方负责），我不仅反对文化隔绝论，而且反对文化根源唤醒论。 我的思考中心是外国文化精英，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概念基于他们头脑中的思想而得以发展。为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严肃认真的意义上富有成果，这个发展是势在必行的。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文化政策研讨会（UNESCO）宣称，文化与教育决不可分，二者相融共栖。文化滋润教育，教育发展、促进并加强文化。

　　在这个彼相相融的过程中，个体性与集体性"可能"，而并非"必须"溶于一体。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我"与"我们"之间的差异、"个人"与"团体"之间的不同通过教育而被消除，然而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在文化交流中始终有可能存在于意识中。由于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的差异原则上不可扬弃，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不能通过预先给定的文化模式加以确定，所以需要一个关联点，为的是赋予文化交流以政治及社会的重要性。我认为，类似UNO这样的机构扮演了这个关联点的角色。没有这些机构就不可能产生遵循国际标准的和睦相处，因为它们为形成国际间的共同生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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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文明

　　在德语中，"文化"和"文明"是一对对偶词，如同陀斯托耶夫斯基（Dostojewski）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是拉法尔（Raffael）（画家名，代表文化）还是煤油（代表文明）。这一点可以被称作康德的"文化"与"文明"对偶词的遥远的回响。康德写道：

　　我们从的规范到礼俗都被过分的文明化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已经道德化了，实则不然，我们还缺少许多。终究道德观念属于文化；而其运用，则构成了文明。这种运用导致了对文明举止的由衷热爱和外在的礼俗。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核心涉及到精神、、宗教，故在德语中有这样的趋势，将与精神、艺术、宗教相关的文化与有以及社会的文化相区别。如康德在上述引语中所说，两者之间的界线造成了世界观和道德观的障碍。这些障碍产生于19世纪德国市民社会的僵硬的行为准则。天然的个人行为（文化）与十足的效仿（文明）是不同的。从这一点出发，如果将文化与文明置于一个用于测量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程度的衡器中，文明的度要远低于文化的度。文明只是表面现象，它不含任何实质的东西。

　　用德语"文明"与"文化"表达出的差别无法用表达，因此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在意大利》（London,1950年），在英译本中则成了《文艺复兴的文明在意大利》。造成这种翻译差异的原因是在中"culture"与"civilization"意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