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从各种文化对话的实践出发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从各种文化对话的实践出发去考察。我认为由于"思维相同性"这一空洞概念，文化对话或多或少是随意的，不客气地说，这种对话又是漫无边际的。恰恰相反，我强调指出：文化不是相同的，但却具有同等价值。因此，我们应注意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为对话设立一个框架，以利于对话有针对性地进行。这是因为对话是基于文化的区别，而不是空谈所谓的统一。我赞成德国文化学家和学家迪尔克·贝克对（Dirk Baecker）对文化交流的看法。不应该从各种不同"文化间"的职能谈文化交流，而应该从"文化"的职能去展开对话。贝克从全球社会大范围的背景出发，作了如下阐释：

　　这个把重点从与陌生的他者之认同性的社会问题的范围转移到一个敞开的，具有未来时间向度的问题讨论中。文化不是只指向已逝去的过去，这种"过去"并因此而不能再变化，无论是否定它，或者是维护它。文化始终指向的，并非只是某种文化的模糊不清的命运，而是这个全球社会的整体。每一种文化并非是从它的起源处得到说明，而是应该着眼于它的当下。如德里达在谈到语言时所说的那样：语言不再清楚，它们从哪里来。但语言所说的，是从一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当下来思考和打算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关于文化辩论的一个十分重要，迄今很少涉及的基点。这个基点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方向，即它指向了未来。敞开的未来这一文化概念和功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维度。我认为，"当下"和"过去"应该被放置在一个动态的多变的关系中，在这个维度的关系中，除了"当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国家伽达默尔所做的题为"未来就是过去"的报告值得引证。他的报告借用了海德格尔所用的一个标题，并且作了以下的表述：回顾意味着未来。继尔他提到，对于人来说，文化具有的功能。文化能够使人去行动，去创造，去想象。由此而向人隐藏了他自己死亡的时刻，并且通过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敞开着的，继续下去的生命赠与人。1997年7月13日，伽达默尔在他的庆典报告中说：

　　人们几乎不敢说教化这个词，教化不是由人硬做出来的东西，它是自我的。真正有教养的人，并不知道从中得到了什么。教化是自发的。人塑造自身就如同画家作品之成形那样。世间万物突然间让伟大的画家保持静止，以至画家自发地被塑造的所支配。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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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远古圣人到主体

　　文化是通过教化过程而获得的知识（伽达默尔），还是为了回应将来的挑战必得去寻求的道路（贝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两个关于文化的观点同样都依据于对世界的理解。这一不是指对文化的继承、而是对完全非神话情况下的远古圣人的理解。在神话中的远古圣人现在变成了历史的自由主体。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要在全球联系中提出文化，那么就必须首先确定文化的意义，这个重点是我们应该强调的。这里起作用的是西方的主体概念，而不是像很多关于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所认为的那样的从远古圣人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始于某种确定的神话形象和功绩的史前时期。从未来向度产生的区别由此而清晰可见。对神话和传统样式的关系是建基在中国文化这一概念上的。由于传统的厚重，这又使得当下和未来的挑战变得苍白。同时，人们不能够相应地感受到这一挑战的重要性。只有将认识的功能和文化任务的可能性真正置于核心的试金石地位，面向未来的自由主体的讨论才会引起重视。

　　以上述方式入手，乍看起来有些片面和西方式，实际不尽然，日本家Mishima 的观点所涉及的范围值得考虑。他是从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概念为出发点。他否认这一文化走向文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反对采用某种方式，以使文化成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证明。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应该思考的。这样就不会限制和削弱文化概念，防止文化概念与生活关联相脱离，以至于防止放弃这一概念的向度。

　　作为西方学者我愿意这样去表达文化中的主体概念，就世界标准就来，这一概念具有核心意义。我所使用的主体概念，并不是指那种固执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理解。我更多地强调了主体的主动的被动的、行为着的，渴望着的介入到世界中去的人的形象以及参与到语言群体，参与到意义中去的人的形象。

　　虽然我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及精神史传统方面的区别，我仍然坚持使用主体概念。因为主体在现代的思潮中是行动着的，有作为的概念。依我之见，中国文化史学的艰巨任务在于去中国文化史学的本质，例如，人与的关系，技术概念，家庭和统治的概念。这些概念对未来有重大意义。西方的主体概念是一个竞争概念，而这些观点与全球社会之未来是相适应的。实际上这个概念决不会防碍以未来为导向的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诸种观点的产生。我认为现在除了去考虑及全力去阐明主体概念之外，没有其它捷径可走。以我之见，在人们勿忙去寻找共同点之前，应该强调的仅是传统的竞争。

　　在这一联系中值得讨论的是欧洲价值对现代全球社会的普遍重要性。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在他的题为《文明化对抗意志》的书中这样说：

　　虽然当代模式的欧洲价值是在一个个别化的联系中发生了，但这种价值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然它不是因为这些价值具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基础（根本就不存在着这样的东西），而是因为价值发生的联系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过渡已经普遍化，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自行瓦解，价值的多元性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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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忍耐及理智的责任

　　波普尔（K.R. Popper）于1981年在图宾根大学所做的关于《容忍与理智的责任》的报告中，我认为有两个重点：

　　必须懂得，其他人对错误的发现和纠正，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反之亦然）。对于在异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不同观念的人们来说，这点尤其重要，由此引出了宽容的态度。

　　我们必须学会，自我批评是最好的批评，来自其他人的批评也同样必要。这种批评几乎与自我批评具有同样的价值。

　　波普尔在他的《文化间的相互》中提到了向异文化领域中的人学习的必要性。据此我们不仅要与那种在一个确定的原则中占有显而易见的确实基础的模式这种思想告别，而且要与文化所要求的普遍正确的单一性这一思想告别。模式的，尤其是带有目的论的模式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现实中，这一重要性与个体的认识能力相吻合。如果个体不把自己联结到一个伦理和论的有力证明的系统中，个体则不能了解这一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