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8）是明代中最有的思想家，也是(2)

与此可相印证的材料，还有黄绾的《阳明先生存稿序》[9]（《石龙集》卷十三，转引自《全集》卷41，页1582~1583）：

······其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10]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掩卷泣然，岂胜斯文之慨？及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全集》卷41，1583页）

据此而言，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刻于姑苏的《阳明先生文录》[11]，较之以前阳明文录的刻本都为完备，此即世称之“姑苏板”。“姑苏板”是否收了《大学问》呢？

实际上，“姑苏板”并未收入《大学问》，观徐阶《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可知。徐序云：

馀姚钱子洪甫既刻《阳明先生文录》以传，又求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学或问》、《五经臆说》、序、记、书、疏等若干卷，题曰《文录续编》，而属嘉兴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候谋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张编、海宁诸生董启予问序于阶。（《全集》卷41，1572页）

《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刻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12]。由此观之，《大学或问》（今本《文录续编》改题作《大学问》）入刻阳明文录，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事。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按钱德洪所言，《大学问》笔录成文是在嘉靖六年（1527），邹谦之又在嘉靖十七年（1538）以前就曾刻过题为《古本大学问》的单行本。既然钱德洪等人自阳明殁后不遗余力地搜罗遗文遗言，那么，何以迟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文录续编》时才将此篇收入？

如果真有嘉靖六年八月笔录《大学问》之事，按常理，笔录者钱德洪在编辑王阳明《文集》时不会将这篇号称“师门教典”的文字不收，除非他有意将此本秘不示人。而事实上钱德洪在编《文集》时确实未收此篇，那么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将《大学问》秘不示人呢？对此，钱德洪自有说法。在《大学问》尾跋中，钱氏云：

录既就，（师）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藉寇兵而赉盗粮，是以未欲轻出。”（《全集》卷26，973页）

如此说来，钱德洪之所以将《大学问》按下不出，原来是遵奉阳明遗命。 但细按之，此处所说的王阳明的担心却显得似乎没有道理：《大学或问》数条正可以说服人们信用古本《大学》，其作用只会释人之疑，又岂会予人口实？ 也与阳明以前的行事不合：王阳明生前积极倡导恢复古本《大学》，将《古本大学》刊行于世，并为之傍释、为之两度作序，何以不担心那些释与序会“藉寇兵而赉盗粮”，却只担心《大学或问》数条？

但钱德洪有王阳明写给他的亲笔书信为证，似乎由不得怀疑。这封《与德洪》书，就收在《文录续编》之中（《全集》卷27，1014-1015页），以上钱氏所引只是此书开头部分，其下还有数句：

且愿诸公与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有风机之动，然后刻之未晚也。此意尝与谦之面论，当能相悉也。江、广两途，须至杭始决。若从西道，又得与谦之一话于金、焦之间。冗甚，不及写书，幸转致其略。（《全集》卷27，1015页）

信中两次言及邹谦之，此信似乎兼有转致邹谦之的意思[13]。信中所谈，首先是关于《大学或问》是否刻印，其次是关于赴广西路线。由“至杭始决”一语知，写此书未至杭。据《年谱》“嘉靖六年”条，王阳明九月壬午（初九日）从越中出发，甲申（十一日）渡钱塘至杭城。又，钱德洪言是书写于笔录《大学问》之后。则王阳明此书的时间，当在嘉靖六年八月之后，九月十一日之前。令人费解的是：钱德洪在录毕《大学问》之后，并不曾离开越中，王阳明对他凡事悉可面论，何以会有贻书之举？

嘉靖六年八月笔录《大学问》以及录成以后王阳明又贻书嘱咐不可轻出，这种种事实都发生在钱德洪与王阳明两人之间，《全集》他处再无一点记载，《大学问》无形之中变成了钱德洪与王阳明两个人的秘密。钱德洪在王阳明死后，多次搜集、刊印王阳明的文录，但此篇却始终未出。如果说，此前钱德洪是谨守师命，那么，嘉靖四十五年他将《大学问》以及作为其旁证的《与德洪》书一齐收入《文录续编》，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在《大学问》尾跋，钱德洪复有如下解释：

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跻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古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而上达之机，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非所及也。是篇邹子谦之尝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使学者开卷读之，思吾师之教平易切实，而圣智神化之机固已跃然，不必更为别说，匪徒惑人，祗以自误，无益也。（《全集》卷26，973页）

于此可知，钱德洪推出《大学问》这篇文字确是有所针对，乃为纠正部分同门好为径超顿悟之说的偏向，而重申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

王阳明殁后，王学开始分化，及门弟子根据各自对阳明思想的不同理解而纷纷立说[14]，其中，王龙溪从本体入手的进路受到其他派别的批评。钱德洪此处虽未明说，但所指却是龙溪之学。不过，钱德洪批评他的方式却是以师说的名义。对此，被批评的王龙溪以后也作出了回应：当钱德洪死后，他为其撰《钱绪山行状》，忆及当日天泉证道，作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叙述，而在王龙溪逝后，他的弟子根据其生前有关口述以及这篇行状写成《天泉证道记》一文（收在《王龙溪全集》第一卷），把王龙溪倡导的“四无说”说成阳明“传心之法”，奉为“师门之秘”。 [15]钱德洪将《大学问》说成“师门教典”，王龙溪等人将“四无说”说成“师门之秘”，真假如否，都需要才能结论。我们不妨将这些有待证实的观点同已经证实为王阳明观点的材料进行比较，然后再作出判断。以下我们就来分析《大学问》的义理，并将之与《全集》中其他可靠的文字进行比较，以期最终弄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