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8）是明代中最有的思想家，也是(4)

其始也，有见于为善去恶者，以为致良知。已而曰：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吾安得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已而又曰：吾恶夫言之者之淆也，无善无恶者见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以为善者而行之，以为恶者而去之，此吾可能为者也，其不出于此者，非吾所得为也。又曰：向吾之言犹二也，非一也。夫子尝有意矣，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无不善，吾无动焉而已。彼所谓意者动也，非是之谓动，吾所谓动，动于动焉者也。吾惟无动，则在吾常一也。（转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226页）

罗念庵晚年与钱德洪过从甚密，曾相与订正王阳明《年谱》，论学甚为投契。（参见《全集》卷37所收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及其〈论年谱书〉（凡十首）、罗洪先〈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及其〈论年谱书〉（凡九首）等文，1358-1379页）罗氏之论良可据也。依罗氏之述，则钱德洪在认识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以为善去恶为致良知；2）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3）无善无恶者见也，非良知也；4）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相应地，他在心体观上也是从无善无恶说到最后的至善无恶说。

钱德洪到后来（约嘉靖三十五年以后）才从无善无恶说转向至善无恶说这一事实，正可以用来解释《大学问》晚出于嘉靖四十五年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随着个人认识上的变化，钱德洪信从的是王阳明不同时期的思想：嘉靖六年他还是“四句教”的坚持者，而数年以后，他转而赞成至善无恶说。钱德洪个人这种思想转向也体现在他对王阳明文录续编的编纂过程中：正是嘉靖四十五年，他在编纂文录续编时才第一次收录了《大学问》这篇文字，并为之加上说明以使其成为王门教典。

至此，我们可以小结如下：今本《王阳明全集》中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明，与事与理皆有未合之处，不足为凭。《大学问》所反映的王阳明的思想不是他的最后定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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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王阳明随后的《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一文，《全集》卷14，第462页。本文所用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阳明全集》（其底本为明隆庆六年刻三十八卷《王文成公全书》），以下引用均出自该版本，下注只标《全集》卷、页数，不再另行说明。

2、 据卷首〈序〉，此集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邹谦之的门生林春所刻，共收文字124篇。《东廓邹先生文集》另有其他几种版本，如明隆庆六年（序1572）刻本（十二卷，十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以及清重刻本（十二卷卷首一卷，十册，北京图书馆藏）。三本相较，以嘉靖本最先出，故本文参用此本。

3、 王阳明信用古本《大学》、反对久为流行的朱熹《大学章句》本，在当时被视作一项标新立异之举，曾经遭到很多人质疑与反对，为此他费却很多笔墨、口舌进行说明，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江西刻古本《大学》并“傍为之释而引以叙”（参见《年谱》“正德十三年”条，《全集》卷33，1253~1254页），嘉靖二年（1523）又改定《古本大学序》（参见《年谱》“嘉靖二年”条，《全集》卷35，1288页）。

4、 阳明门下，以王龙溪、钱德洪在师门既久而能领会师门宗旨，故阳明使此二人为初入门者讲学（参见《年谱》“嘉靖五年”条“先生喜，凡初及门者，必令（德洪与王畿）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全集》卷35，1300页），又阳明赴广，家事悉托魏廷豹，书院事尽付钱、王二人（参见《年谱》“嘉靖六年十一月”条转引阳明与德洪、王畿书，有“家事赖（魏）廷豹纠正”“绍兴书院·······德洪、汝中既任其责”之语，《全集》卷35，1309页，另参见《与钱德洪、王汝中（丁亥）》书，《全集》卷六，223页）。王文禄父子此行未言闻阳明之教，或以此之故也。

5、 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章“附考”。

6、 这六条问答依次是讨论：明明德、亲民、止至善、定静安虑得、本末、格致诚正修。详细解释“格物”的是第六条，参见《全集》972页。

7、 据《年谱》“嘉靖八年己丑正月”条：“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初十日，过玉山。”

8、 参见《全集》卷38，1444~1446页。

9、 此《阳明先生存稿序》疑即《阳明先生文录序》。

10、 据钱德洪《答论年谱书十首》之八言：“徐珊尝为师刻《居夷集》，盖在癸未年（嘉靖二年，1523）。”

11、 据《年谱附录》“嘉靖十四年乙未”条，《阳明先生文录》刻于是年（参见《全集》卷36，1331页）。然邹谦之《阳明先生文录序》所署时间为“嘉靖丙申春三月”（参见《东廓先生文集》卷二，今本〈全集〉已收此文，见卷41，1568~1569页），则文录最终印行应是嘉靖十五年。另，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书库所藏明嘉靖十五年刊本《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卷首有嘉靖十四年（1535）黄绾序、嘉靖十五年（1536）邹守益序（参见周彦文著：《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书库明版图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32页）。由此可知，钱德洪于嘉靖十四年先将文录命梓入工，录成之后，又请邹守益为之作序，邹守益作序是第二年的事，《年谱附录》“嘉靖十四年”条所记当是刻文录的时间，并非文录最终刻成刊行的时间，故世之传本为嘉靖十五年刊本。

12、 据《年谱附录》“嘉靖四十五年”条，参见《全集》卷36，1352~1353页。是条略谓“师《文录》久刻于世。同志又以所遗见寄，汇录得卷者六。嘉兴府知府徐必进见之曰：此于师门学术皆有关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启予征少师存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录续编》，并《家乘》三卷行于世云。”

13、 陈来先生从信的口气推想此书系《与邹谦之》，“疑（阳明）行至江西后与德洪另有一书，与此书语同。”（参见《有无之境》362页）。据笔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王阳明一方面因为“冗甚”，不及写书给邹谦之，只写信给钱德洪，让钱德洪与邹谦之联系互通情况（如关于《大学或问》是否刻印的事，王阳明以前与邹谦之面论过，因此，在与钱德洪的信里就不多说，而让钱德洪以后从邹谦之那里了解详情。）另一方面，如果是走西道赴广西的话，他可能与邹谦之相会。因此之故，王阳明就没有先写书给邹谦之，而是写了这封简短的《与德洪》书，此所谓“一书两用”。

14、 关于王学的分化情况，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按地区分列数派，今人著作则按思想倾向归纳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戢山》、陈来的《有无之境》、杨国荣的《心学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