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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采用对话体,一问一答共六条。以下我们诸条讨论之。
第一条讲“明明德”,第二条讲“亲民”,这两条中心意思都表达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因此我们将它们合起来讨论。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王阳明嘉靖元年(1522)后归居越中所作文字间时有流露:如嘉靖四年(1525)的《答顾东桥书》(《全集》卷二,50页)、《重修山阴县学记》(《全集》卷七,257页),嘉靖五年(1526)的《答聂文尉一》(《全集》卷二,79页)。《年谱》“嘉靖三年”条亦有证:
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全集》卷35,1290页)
第三条讲“止至善”,不仅大意,而且文字都基本同于嘉靖四年(1525)的《亲民堂记》中的一节(《全集》卷七,251页)。
第四条讲“定静安虑得”,中心是“至善之在吾心,不加外求”。此义可追溯到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与徐爱讲《大学》宗旨之时,今本《传习录上》开头几条(《全集》卷一,1-6页)所载即是。
第五条讲“本末”,强调本末当为一物。这与正德十三年(1518)所作的《大学古本傍释》(《全集》卷32,1194页)所言‘明德亲民只是一事“的立场亦为一致。
第六条讲“格致诚正修”,即功夫,略谓:从用上说,功夫条理次序不可或缺;从体上说,实为一事。从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几点:1)心之本体无不善;2)意念发动而后有不善;3)诚意在致知,致知所以明善恶;4)致知在格物,格者为善去恶也,物者实事也。它在文字上与今本《传习录下》“先生曰先儒解格物”条(《全集》卷三,119页)大体相近。“先生曰先儒解格物”条,虽标在“以下黄以方录”之下,但并非黄录而是钱德洪嘉靖三十五年(1556)掺入的己录。[16]因此,《传习录下》此条作为比较材料是应该避嫌而不能的,必须另找证据。
按钱德洪所言,《大学问》录成于嘉靖六年(1527)八月阳明赴广临行之际,那么,它反映的应该是王阳明嘉靖六年的思想,如果再考虑到阳明随后即入军旅且于次年病逝,那么,有理由将之视为王阳明的晚年定论。
关于王阳明的晚年定论,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天泉证道。天泉证道是王学中一件重要公案,围绕它,晚明乃至明清之际发生过多次争论[17],虽然有人(如刘宗周)怀疑过其真实性,但因它见载于不同作者尤其是两个当事人钱德洪王龙溪的记述[18]中,故现在学界一般相信它并非虚构。从时间上看,钱德洪所说的王阳明口授《大学问》,与天泉证道当处于同一时期,因此,它们所体现的王阳明的思想应当一致。
天泉证道中,王阳明以重申“四句教”告终:
(甲)《传习录下》
(先生)既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全集》卷三,117-118页)
(乙)《年谱》
先生曰:“······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全集》卷35,1306-1307页)
以上两段材料出处不一,但关于“四句教”的表述却都一致,因此,将“四句教”视为王阳明本人的观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把“四句教”与从《大学问》第六条概括出来的那四点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其他三句大体相近,惟首句不同,即关于心体的表述存在很大差异:“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大学问》则言“心之本体无不善”(原文是“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无不正也。”——《全集》卷26,971页)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首先,这种不同是无法忽略的。曾经有学者认为,在王阳明那里,无善无恶是形容心体,至善无恶是形容形体[19]。但是,以上两句明白指示心体,虽然用词上小异,一云“心之本体”一云“心之体”,然所指实为一物。不可否认,这两句是对心体作了各自不同的规定。
其次,从上证明二者并行不悖是容易做到的,如有学者通过语义的层次提出,至善是就心体为成圣提供了根据而言,无善无恶则强调了个体存在的可能向度[20]。问题的要害在于:事实上,王阳明是否将此两说并用?既然天泉证道实有其事,那么,我们不妨来天泉证道中几个有关事实。
其一,天泉证道时,王阳明谆谆教诲钱、王:“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著。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全集》卷35,1307页)王阳明的意思清楚不过:四句教是他年来始立,让弟子今后以此为准,再不可更易。
其二,天泉证道的当天,钱德洪在与王龙溪的谈话中,是坚持王阳明的四句教的,即关于心体,他是执无善无恶说的:
(甲)《传习录下》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全集》卷三,117页)
(乙)《年谱》
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全集》卷35,1306页)
这两则材料大同小异,关于心体,都认为原是“无善无恶”。这正反映此一时期钱德洪对于心体的认识是无善无恶论,而不是《大学问》里的那种无不善论。如果钱德洪嘉靖六年八月笔录了王阳明临行前口授的“师门教典”《大学问》,那么,何以他在事隔一月左右的“天泉证道”时却毫无一语提及?那么,事实最大之可能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王阳明临行前面授《大学问》之事,这一切不过是钱德洪的杜撰而已。
如果说,以上我们所提出的都不过是反证而已,那么下面我们将给出一个正面论据。那就是:《大学问》中反映的心体无不善的看法,与钱德洪本人后期关于心体的认识正相符合。钱德洪信从《大学问》的心体无不善说,是在多年以后,对此,可以罗洪先(念庵)钱德洪为学凡数变的一段评论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