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中心话语，尤(2)
2013-12-05 01:04
导读：由此就出现了对历史经验的片面的总结，这就是把东方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内容仅仅理解为强权----暴力的结果。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是中国人
由此就出现了对历史经验的片面的总结，这就是把东方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内容仅仅理解为强权----暴力的结果。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几十年的历史，是从积极自由通向的一条被奴役之路，除了强制(暴力)—剥夺人们的自由，完全是历史的倒退和历史的空白：没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革命，而是清未新政的“咸与维新”，中国人已经生活在幸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先生就是这样论证的)；没有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因为它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就不会那么多灾多难(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就是这样告诫中国人的)。而我们看到赵汀阳先生似乎也没有免俗，一场改写了二十世纪的世界的历史的革命和实践，用“强权”、“纳粹和苏联”的连用、“现代专制社会”等等极具感情色彩的概念，就似乎盖棺论定了。其实这里运用赵汀阳先生关于自由的论证就可以证明他的概念的使用是缺乏“学理性”的。
赵汀阳先生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的两种自由概念只是自由的两个方面，积极自由才是自由的实质内容；自由是一个权利\权力结构；自由是总体性的---它以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资源为基础，尤其以经济的资源为基础，没有这些资源的个人的自由是空洞的自由。那么现在要问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作为以改变多数人的社会存在状态为目标的人类活动，虽然不能说它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它是否使多数人的自由---就自由的实质内容即积极自由方面---有一个实质的提高呢？作为对“一般的社会”的一次历史性的颠覆，以消灭私有制为内容的谋取所有人的生存条件的平等的实践，难道不是一次可贵的实践探索吗？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是对消极自由的实践，突出的是自由的形式和规则，那么社会主义对积极自由的探索，突出自由的实质和内容—这里首先是指的谋求每个人经济条件的平等，不是同样值得尊重吗？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次，自由既然是以权力/权利为结构，权力[3]作为强制的力量，一种意志的服从关系，当然是有权力作用的方向性的；那么权力作用于什么人，权利又实现于何类人？就是不得不追问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这场革命和实践发生的历史背景之中。赵汀阳先生告诉我们，“由于世界或者说资源的有限性，在许多事情上（事实上是大多数事情上），拥有某种东西就是意味着让别人失去某种东西，至少失去获得这种东西的可能性，例如冠军只能有一个；总统只能有一个；只能有比较少的富人和大量的穷人，只能有比较少的胜利者和大量失败者；只能有很少的人能够成为名人（不是有才能的人不够多，而是人们不需要很多名人，就像只需要一个冠军），诸如此类，这些真理都是后验必然的（按照克里普克的标准来说），都是社会这个游戏规则所定义的，正是社会的概念规定了许多人只能成为失望的人，否则社会这个游戏就不成立。”这一点颇似马克思总结的以往的人类历史是少数人的发展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的历史的观点[4]，这里出现的是少数人奴役他人并得到发展和多数人被奴役和只有付出的社会发展结构。这样就出现了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说到底就是生存资源和发展资源的斗争或者说“博奕”。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赵汀阳先生具有永恒性的“游戏”中似乎又得到了证明。换句话说，使自由得到实现的“资源”是稀缺的，因而自由也是稀缺的，极少数人依靠暴力的(前资本主义)和非暴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制对稀缺的资源的占有，享有着同样稀缺的自由。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而且据说这是“天意”“上帝的意志”或者说是“自然法”事先就安排好了的；这一套意识形态以“一般的社会”的
哲学观念为基础，统治了人类几千年。这时马克思主义出来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以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样的社会现实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扬弃私有制，实现资源占有上的公平分配，使多数人类个体也可以享有普遍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否认了这一套说辞的永恒性，从而证明了一种新的人类存在形态的可能性。正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开展了一场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的革命和实践。虽然前苏东是解体了，中国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比较少的富人和大量的穷人”，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和实践的历史似乎划上了句号。那么这是否证明了赵先生所说的“游戏规则”的永恒性呢？我认为这是应当被置疑的。因为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的那场革命和实践，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提出本身和力图撼动这一陈旧的人类社会秩序的努力，却产生了历史的进步：以往的那场革命和实践促使人类反思既往社会游戏规则的“永恒性”；西方资本主义在这场冲击中发生了以“凯恩斯主义革命”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的自我调整和发展；“二战”后的“反殖民化运动”终结了以暴力为基础的西方殖民主义，形成了国家独立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才出现了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以放弃共产主义为目标，仍然在探索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改变这一游戏规则的可能性。邓小平不是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吗？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固然总统只有一个，冠军也只有一个，“只能有比较少的富人和大量的穷人，只能有比较少的胜利者和大量失败者；只能有很少的人能够成为名人”但以为“这些真理都是后验必然的”，“任何一个社会必定具有‘损什么人以奉什么人’这一先验结构。”恐怕还是没有区分清楚暴力与非暴力的强制与人的能力的自我表现的差别。固然总统只有一个(同样富人也比较少)，冠军也只有一个(同样名人也很少)，但是两者表示的社会关系却是有质的差别的：众所周知后者与强制并无关联，冠军并无剥夺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人的自由的权利；这里的少数人/多数人的结构，其差异是自我能力表现程度的差异，并无强制的内容在其中，所以这种“先验结构”不能证明剥夺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资料的必然性。后者则不同，总统拥有法定的强制权力，其内容为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规定，例如它可以是用于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维护既定的少数人得到发展而多数人因生存和发展资料的馈乏，从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发展的历史情境(例如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不公平的社会境况)；也可以是维护所有人的基本社会权利(例如自由主义的宪政学说自以为规定的状态)。至于“只能有比较少的富人和大量的穷人”，更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直接相关，更无成为“先验结构”的必然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
民族学和文化
人类学的调查资料都证明，在某些民族和历史的某个阶段也不存在这种大量/比较少的比例关系。可见，不作必要的区分，这些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充分必要的逻辑联系；而知识精英们以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失误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言说，虽然与几千年的意识形态衔接了起来，却未必是知识的创新，不过是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作必然性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