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中心话语，尤(3)
2013-12-05 01:04
导读：社会主义是一场以实现人们平等占有生存和发展资料，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目标的实践，但是因为少数人不愿意失
社会主义是一场以实现人们平等占有生存和发展资料，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目标的实践，但是因为少数人不愿意失去已有的权力，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初期不得不如以往一样使用暴力。这就出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是因为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实践(想一想几千年都是这样，就不能不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创新)，失误、挫折甚至某种历史的倒退都是可以想象的；普遍的滥用强制也是这场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可是又有那一场历史上的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外吗？)不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呢？何况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实践。对消极自由的忽视固然是这场实践的问题之一，尤其是让以往享有自由的少数人更是深恶痛绝，可是生存斗争的“博奕”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积极自由让多数人与过去相比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才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幽灵式存在发展成为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的革命和实践。强制曾经是保证多数人的生存权利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多数人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虽然可能多数人获得的权利并没有曾经许诺的那么多[5]，可是连这种许诺都没有的社会科学“创新”，其理论的进步性质恐怕更是值得怀疑，它可能堕落为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和多数人利益的最小化这种不公正社会状态的辩护的说辞。
赵先生的“任何社会的更深入的一般结构”具有的“关于资源分配的博弈游戏”、“资源永远稀缺”、“人们有着不同的优势”，都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是他的“自由的困境”的前提，也是他的结论发生错误的症结。而事实上“动物似”的博弈游戏不同于人的博弈游戏，成为冠军的资源和优势不同于成为资本家的资源和优势。既然承认了非暴力的强制和奴役是比暴力的强制更可怕的对人的自由的强制，那么就应当承认人类还有其它的选择，“任何社会的更深入的一般结构”是与赵先生不承认的“一般社会”相类似的说辞。它不过是证明普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从而多数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用于证明共产主义是乌托邦，那么就无意识地回归到了几千年的陈旧意识形态。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自由的困境”消除的可能性
赵汀阳先生关于自由的论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由的困境”：“现代理论没有能够承认一般“社会”内在结构本身所导致的普遍必然的残酷性：没有什么可能的社会能够达到普遍的自由，社会必需损害某些人的自由——假如不是损害所有人的自由的话——否则社会不存在。这就是自由的困境：如果一种自由不能实质化（权利实现为权力），就等于没有自由；而如果自由实质化了，就又不可能实现普遍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增加总是让某些人损失某些自由）。事难两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思考自由问题的出发点。” 所以他提倡用对好生活的追求来代替对自由的追求，因为自由只是追求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对好生活的追求能够代替对自由的追求吗？在逻辑关系上赵汀阳先生的论证就是存在问题的。
既然自由是实现好生活的必要条件，所以好生活就必须以自由的获得为前提。很难设想，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好生活，虽然自由并不必然带来好生活。可是赵汀阳先生把自由的困境设定为“一般“社会”内在结构本身所导致的普遍必然的残酷性”，那么好生活就是部分人的专利品---正如目前人类历史经验所证明的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多数人注定是历史发展的牺牲品或奠基石，社会等级的非历史的存在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历史宿命。[6]其实这种论调不是如赵先生所说的“现代理论没有能够承认一般‘社会’内在结构本身所导致的普遍必然的残酷性”，几千年的意识形态都是“承认”这一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的，所以以为西方“现代理论”有着独特的理解起码是把无知作为了前提。在这里我们总是看到中国部分知识精英的集体堕落，而作为特立独行的赵汀阳先生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历史宿命，这与追求人的美德的好生活的理论主张却有些自相矛盾。相反马克思主义起码在理论上力图证伪这种历史现实，并在实践中力图实现它。而与那种陈旧的说辞相比乌托邦的追求起码在道德上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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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由的困境”是否可能消解呢？这就是乌托邦的可能性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可以证明的。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即会反驳：难道二十世纪的历史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不是证伪了这一观点吗？其实那一段历史既可以说被证实，也可以说被证伪，这全在于论者的价值立场。二十世纪的历史中的那场革命和实践一方面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平等追求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说明这种追求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建构和人类整体的素质的提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以放弃共产主义为目标，而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新的实践。而且实践的相对性的特点，恐怕很难绝对地证明任何理论命题的真理性，否则宗教信仰早就应当寿终正寝了。
证明乌托邦的可能性的问题涉及到人的需要层次与限度，和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的需要问题。赵汀阳先生提到的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一前提条件，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乌托邦的空想。因为，“‘经济学馅饼’虽然大了，但可怜的‘心理学馅饼’却会抵消经济学馅饼增大的价值。”“心理性的资源稀缺比自然性的资源稀缺更加致命，它能够使得“明明不错”的日子失去意义。”这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资源稀缺”的概念被赵先生使用得得心应手，而且发展到“心理性的资源稀缺”。而马克思主义的“按需分配”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在他看来都不足以解决这一自由的困境。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按需分配”的可能性问题。“按需分配”从词义上说不过是按人的需要[7]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的付出等等条件进行的分配。这当然是与历史和现实中的按血缘等级、按权力、按资本、按劳动等等分配方式根本不同的一种分配方式。但是它也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讽刺的乌托邦的空想，而是历史和现实中早已存在的一种分配方式。它的基础含义不过是说按人的需要来分配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这种分配并不按照资本、劳动等等资源来分配，也就是说其间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而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就生存需要而言，有保持个体的生命的起码的新陈代谢的需要，有繁衍人的后代的需要，也有劳动力的再生产的需要，以及一种还过得去的生存尊严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在高级形式上还可以有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赵先生提出的好生活的实现需要的需要。就此而言古代人对受灾民众的赈灾就是一种最初的按需分配形式，虽然它只是为了保持个体生命的起码的新陈代谢的需要而实行的一种社会再分配。至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证明的落后民族中存在的原始的分配方式，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的分配与劳动付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失业者的救济金也具有这种性质，只是它已发展为一种保证还过得去的生存尊严的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分配 。在这里不存在一种劳动的付出与生活资料的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看着是一种低层次的按需分配形式。在家庭关系范围内实现的繁衍人的后代的需要总是一种家庭范围内的按需分配关系，只是人们很少从人的生存需要与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思考而已。事实上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等形式都是按需分配的一些有所发展的低级形式.。虽然实现按需分配的高级形式则需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作为基本条件，但是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可见讥笑按需分配是乌托邦起码是缺乏历史的常识，更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