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中心话语，尤(5)
2013-12-05 01:04
导读：显然人类个体某些基本需要的有限性，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可能实现的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虽然人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地发展，但是并非
显然人类个体某些基本需要的有限性，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可能实现的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虽然人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地发展，但是并非人的任何需要及其满足都必然地与人类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相关，而且某些人类个体的无限的贪欲这种需要现象，是特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必然的特点。相对不发展的生产力构成了这种特定社会发展形式存在的条件，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则可能从根本上解构这种特定社会发展形式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也只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动主体，只有在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地实现人类的解放。虽然人类的这一历史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可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但它无疑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道德的和理想的吸引力，比建立在“自由的困境”基础上的好生活的提倡更有吸引力。共产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人类个体，他不是把财富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生存的目的，而是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自由个性，即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的。这种能力既包括人的致善的道德追求，也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提高。
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经济发展状态，因此“物质极大丰富”---当作少数人极大化占有生产资料失去必要性的条件，具有质的规定性。虽然我们目前无法从量的角度刻划它，但是在质的角度却是可以刻划的。起码在马克思看来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解放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而直接生产过程是可以用一系列技术指标衡量的：例如劳动对象的改变和加工完全由机器自身完成，生产过程表现为一种自然力(生产资料)的自我运动过程，这个过程由人工大脑—例如计算机的控制来完成，等等。马克思在考察大机器生产发展的历史趋势时，已经科学地预见到直接生产过程无人化这种状况的出现。他说：“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10]在新的劳动方式中，“…··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11]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是商品即社会财富的尺度，而随着直接劳动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基础，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的将是“自由支配的时间”[12]，而不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和由于自动化机器的广泛采用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相比，已经失去了决定意义。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介入，已不具有决定意义。“直按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质的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13]当劳动者作为自然力介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规定性被劳动资料及其运转所代替，人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就取得了某种完成的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使“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4]这时劳动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表现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人的目的性意识活动对直接生产过程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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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15]生产的这种完成形态毫无疑问一方面必然表现为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正如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从技术基础上说它是奠定在数字化的应用即智能化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财富的极大增长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既失去了技术的必要性，又失去了奠定在人的物质生存和发展需要追求基础上的社会必要性。根本上说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角度消除了由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必要性。所以马克思说，私有制的灭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制不是被消灭的，而是因为人类没有继续采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必要性。
可见，“自由的困境”是可以解困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也是可能实现的，只要我们依循马克思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的路向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论证的基础上。
[1] 本文依据的文本是“中国学术论坛” 赵汀阳先生提供的电子版本，与原载《世界哲学》2004年第6期的文本的主要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但却是个深刻的理论神话”一句，由于编辑加工被隐喻化了。
[2]“自由就是某种制度化的力量或者某种集体性的力量所划定的每个人各自的可能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是虚空，而是一个由各种权利以及保证那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力所充实的生活空间，或者说是一个由现成可及（available and accessible）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资源所定义了的可能生活空间，是由各种资源总占有量所构成的所能自主的活动空间。如果更哲学一些地说，它就是在某个可以任意进入并且有权任意使用的‘可能世界’之上所能够创造的‘可能生活’。这样来看，自由就是一个完整结构，而且具有实在性，而不是被拆散的一些零碎的纸上权利。自由就很明确地成为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自由这一条件只是蕴涵着但并不必然导致好生活。”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3] 当然赵汀阳的权力概念比一般的权力概念的含义更广泛，它还有个人追求积极自由的内涵。
[4]“‘人’类的能力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 第124、125页)当然赵汀阳是以“一般社会的内在结构”为基础的，因而是不可克服的，马克思则以这种人类发展形式的历史暂时性为基础的，认为“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
[5] 其中国家的强制力的使用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积极自由必须与消极自由相结合，实现自由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恐怕是二十世纪的那段历史上的革命和实践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6] 例如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在凤凰电视世纪大讲堂回答听者提问时，就证明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等级，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等级分化是一个“一般的历史事实”。
[7] 这里的需要是指的人的一个特定层次的需要，即对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需要，因此这里提的问题也就是人能否消除经济的暴力的问题，即人能否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发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