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学”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3)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莱文的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它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过去那种单纯强调二人之间的完全一致，不对其具体差异性进行比较和分析，甚至不允许别人比较和分析这种差异性，或者根本不承认存在这种差异性，也是值得考虑并且必须改变的，因为实际上它不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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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奥伊泽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
　　奥伊泽尔曼(Теодор Илъич ОйзерMah1914-)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历史学院哲学系，1941-1946年在苏联红军中工作，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起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起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1年至今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欧—美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198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年起担任哲学研究所哲学史部主任，曾任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

　　苏联时期，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西欧哲学史以及关于哲学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经验中的发展》(195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哲学史科学诸问题》(1969年)、《哲学的基本派别》(1971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1979年)、《哲学史过程理论原理》(与A·C·博戈莫洛夫合著，1984年)，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1978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1982、1986)中，奥伊泽尔曼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彼此协调一致，而且互相论证；批判地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抽出包含于其中的合理的原则，认为这些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同一个过程。他还认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进步以外，还经常向过去的历史阶段回归。他不同意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不只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应该研究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指出研究哲学史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虽有差异，但又有内在联系。

　　苏联解体以后，奥伊则尔曼虽已80高龄，但仍然充满活力，勇于探索，从1991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在俄罗斯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文章主要有：(1)《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科学》1991年第7期)；(2)《哲学学说多元化的历史命运》(《哲学问题》1991年第12期)；(3)《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自由思想》1993年第7期、1994年第11期)；(4)《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思想》1996年第4期、第6期)；(5)《马克思主义与空想主义》(《自由思想》1998年第1期)；(6)《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1999年第3期、第5期)；(7)《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哲学问题》2000年第2期)；(8)《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哲学问题》2001年第2期)。这些重要论文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界为数不多的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反思之作，提出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解[4]。

　　奥伊则尔曼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认为两者都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承认：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即使是恩格斯最具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编，也只是遵循杜林的思路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驳斥，略具系统性而已，远远称不上是系统成熟的理论。其二，苏联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米丁等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经斯大林钦定而成为官方哲学流行于世的，由于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直至苏联解体的数十年间从未得到过、也不可能得到严肃、系统、着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的反思和研究，其“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权的力量维系的，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哲学家，例如奥伊则尔曼，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科学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看，建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

　　四、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1929-1999)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

　　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作为人的问题综合研究的一个杰出的研究者、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开创者，为俄罗斯的人学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开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一经投入，锲而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倡导了“对人的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术论文。自1991年3月成立人学研究所以来，他一直领导这个所开展对人的综合研究。他在1990年创刊《人》杂志，亲任主编。他还主持编写了一部《人》词典，这部词典不仅反映出俄罗斯人学研究的历程和现状，而且也对世界人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弗罗洛夫认为，组建人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起到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的协调、组织作用，把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专家、学者团结起来，进行统一的人学科学研究，即从人的一切方面对人进行研究，比如从生物学、社会学、遗传学、生态学等角度出发，研究人的各种本质规定。当今人学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人与全球化问题、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的作用、社会关系中的人、生物伦理学技术系统中的人、文化系统中的人以及对人的跨学科研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等等。《人》杂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反映。弗罗洛夫所领导的对人的综合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是在纯哲学领域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对人进行的一种多方位的整体探讨，相对于纯哲学而言，更贴近现实的、具体的人。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科学、社会”为主题，苏联科学院的24个研究所，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卫生部等国家行政机关的50多个研究机构参与的大规模研究，是对多方位人研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