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尽管令人难以置(3)

　　把莎士比亚的柏拉图主义与佛罗伦萨学院的柏拉图主义作一比较（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就此作出认真的尝试）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后者也许是以一些特殊的知识的形式，通过一般的途径对莎士比亚产生影响的。斐齐诺和他友人从重新发现的普罗提诺和其他人的作品中获得的成熟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在莎士比亚的诗歌里找不到踪影。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并非希腊方面的专家，他的“柏拉图主义”可能主要是蒂迈欧式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发展，他几乎不把它们视为“柏拉图式”，而是“本土的（native）”和“自然的(natural)”，植根于英国人的精神里，它们在意大利的光辉影响下，将在复苏更新的壮丽光华中持续涌流出天堂般的和谐。

　　佛罗伦萨学院的影响到达莎士比亚的主要渠道，很可能是通过托马斯•莫尔爵士和他的友人（他们对比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和斐齐诺深有研究）领导的早期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假如他们的作品不受干扰而延续下来，希腊的新知与本土哲学和宗教传统的集成兴许会以较为完整的形式传到莎士比亚那里。但它没有不受干扰地延续下来，故而探询英国的柏拉图哲学传统与莎士比亚的联系的最后步骤，就得涉及到这个国家在莎士比亚本人生活的时代的哲学知识的状况。

　　在这里对意大利哲学家乔达诺•布鲁诺写于1583至1585年间（覆盖了莎士比亚从十九岁至二十二岁这段生活）的英语作品的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布鲁诺代表柏拉图哲学传统的最后阶段。【29】他是库萨的尼古拉的公开信徒，频繁地引用他的《有学识的无知》及哥白尼。在《圣灰节的晚餐》（Cena de le ceneri）中他用《蒂迈欧》里的辩论来攻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30】这就形成了他尝试构造的“新哲学”的出发点。像其他早期哥白尼主义者，他求助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新理论。在他之前教导地球运动的人当中，他不仅提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神圣的库萨努斯”（divine Cusanus）和哥白尼，也提到柏拉图本人，说他在《蒂迈欧》里教导说地球在运动，“尽管畏怯且含糊其词，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个信仰问题而非知识问题。”【31】于是通过借助《蒂迈欧》里关于地球运动的可疑篇章，他尝试去用柏拉图来构建一个潜在的哥白尼体系。【32】事实上，尽管《圣灰节的晚餐》是一部幻想悲喜剧，其中某些地方却可看作本质上是一位十六世纪的库萨的尼古拉和哥白尼的信徒撰写的《蒂迈欧》评注，就这样它与悠久的欧洲传统的传承成一直线。

　　布鲁诺并非没有注意到他在传统中的位置；他也没有拒绝承认这点。他访问都铎王朝的牛津时，盼望着在那里找到成长于比德到托马斯•莫尔时期（那时是英国柏拉图哲学研究的盛期）的人，却发现一批用当代语言学研究代替了古老的哲学传统的人，【33】他们似乎已经把旧时的志趣遗忘。他们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和他在其他地方所见一样纯正，但最令他惊讶和忧心的是，他们“吹嘘自己跟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后者毫不关心雄辩术和语法的精妙，却热心于那些他们称之为‘诡辩’的思索。”但“较之眼下这个时代所展现的一切，他们全部的西塞罗式雄辩和修辞术”，【34】他（布鲁诺）更推崇“那些昔日的学者的玄学。”这些都铎王朝的人文主义者，似乎还鄙视他们的前辈的“粗野的”拉丁文风，把他们的哲学研究贬为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冥顽不灵的忠实。【35】因此他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特征上比我们所知的中世纪牛津的任何东西具有大得多的反动性和蒙昧性。这些“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正是布鲁诺所严加斥责的，与此同时他为那些“昔日的学者”的消失感到惋惜，“尽管他们的语言粗野，论职业不过是些修士”，却留下一些原则，源自“哲学里最可贵最崇高的部分的华光，如今已几近灭绝。”【36】

　　布鲁诺的访问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展现了莎士比亚青年时期的英国对一种尽管在许多方面看来还很新奇、令人惊讶的哲学的反应，但却公开承认它对中世纪思想的继承（以及尊重）。在新牛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们与莎士比亚不同，会一点希腊语并深通拉丁语【37】）看来，布鲁诺的教导看似一个企图让旧时的“粗野（barbarous）”和“罗马公教(Papist)”之类的知识重获信任的危险尝试。尽管这些人抵制他，英国还有些人怀着尊敬认真倾听他，这是些诗人和廷臣，尤其是菲利浦•锡德尼爵士，英国文艺复兴诗坛的领袖，布鲁诺有几篇对话就是题献给他的。因此我认为布鲁诺的作品提供了唯一的机遇，让我们注意到“神圣哲学”思潮如何离开它一度奔流其中的那条古老的河道，正在流注到诗歌当中。

　　布鲁诺不仅在都铎王朝的大学的蔑视下维护了古老的哲学传统。通过他浸透其中狄奥尼修斯神秘主义，他也在都铎教堂的蔑视下维护了古老的冥想传统。【38】他敦促诗人在眼下这个罪恶的时代，承担起赓续传统的义务，在他的《论英雄激情》(Eroici furori)（1585，题献给锡德尼）里他展现如何将赞美诗（the Canticle）的意象转化为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的意象序列，使后者变为一种掩盖起来的精神历程（spiritual experience）的记录。【39】这种可能性自身表明，如果伊丽莎白时代哲理诗可能是在大学里消失了的柏拉图哲学传统的后裔，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爱情诗可能是毁弃了的修道院和寺院（abbeys and monasteries）的精神上的后裔。柏拉图哲学传统哲学的和冥思的方面（混合得难分难解），两者都在哲学的哈姆雷特致奥菲丽娅的“否定的”情书中找到了例证。

　　布鲁诺对莎士比亚的影响（长期以来受到合理的怀疑），特别是对《哈姆雷特》和《爱的徒劳》的影响，必须放到符合实际的位置。同时布鲁诺被认为是一个“近代的”哲学家，他不象征着与中世纪的过去完全的革命性的断裂，因此这些并非他对莎士比亚的可能影响。毋宁是他作为柏拉图哲学传统之链的在最后一环，可以溯及到到并且包括莎士比亚的时代。

　　对从毕达哥拉斯到莎士比亚这段时期作宏大的回顾，眼前便涌动着往昔各时代的人以其沉思和历程丰富了的观念和形象。或许研究那位伟大诗人的最富有成效的方法之一，便是经由那个伟大的传统追踪其哲学见解和大部分的意象的历史进程。那一传统事实上不可分地与宗教遗产绑在一起，总是向人类讲述着那些至善至高之物。

　　原注：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1】1942年夏季，pp.216-33.
【2】Art.cit.,p.222
【3】《哈姆雷特》，II.ii.117;cf.《朱利叶斯•恺撒》，III.i.63-4;《奥塞罗》，III.iii.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