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常明察”(sittliche;Einsicht)或“伦理明察”(e(2)
2014-02-17 01:29
导读：在舍勒这方面，他很难被视作一位良知论者，至少他不会把良知当作自己伦理学中的核心环节。或许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痕迹。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对
在舍勒这方面，他很难被视作一位良知论者，至少他不会把良知当作自己伦理学中的核心环节。或许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痕迹。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舍勒来说，诉诸良知是一种主体主义色彩过于强烈的做法，它忽略了作为意向相关项的伦常价值。这也构成舍勒所理解的良知与伦常明察的基本区别。;
因此，舍勒在良知上的态度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他批评康德的良知观及其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他认为，“康德曾赋予他的自律概念以一个主体主义的转向，按照这个转向，伦常明察和伦常愿欲不再被区分，同时善和恶这两个词的意义被回归到理性人格所自身给予的一个规范法则上（‘自身立法’）；惟有这个主体主义的转向才会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个以前的自律人格行为的价值内涵对个体而言他律的转递形式。倘若人们把这种（康德式的）对‘自律’之理解等同于自律一般，那么人们就必须完全回绝一种‘自律的’伦理学的观念。然而我们认为这个术语是不适当的和迷惑人的。它使人忽略了一点：所有客观伦常的有价值之物也在本质上是与‘自律的’人格行为联结在一起的，无论对这些行为原初所从属的特定个体人格的规定有多么困难。”（[5];487-488）;
引文中最后提到的“所有客观伦常的有价值之物”是指以往的自律人格行为所创建的价值。它构成自律的客观内涵。如果康德强调个体的自律和自身立法，那么这些包含在自律一般之中的客观内涵就会被排除和摈弃。这样，伦理的概念最终就会被还原到个体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则上，以至于最后不复存在。因为如果所有个体都自在自为地生活，也就没有了伦理生活的任何形式。舍勒这种批评当然是将康德的观点推至极端之后而进行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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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良知概念本身含有的浓烈主观色彩使得它的确常常被用作和看作极端个体主体主义伦理学的基石。例如黑格尔曾经在舍勒之前就对良知做了类似的处理，他在《法原理》中把“良知”看作是个体意志活动的无的主观形式，也就是无意向相关项的主体活动，它的过度会使主体随意性在伦理道德中占上风。[⑤];
这也构成舍勒在良知问题上的主要论述意图，即：通过对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强调，明确地将他自己的“伦常明察”区别于康德和一般意义上的“良知”。他认为：“‘良知’首先不与伦常明察同义，或者也不仅仅与这方面的‘能力’同义。对什么是善和恶的明见明察，本质上是不可能有欺罔的（可能有欺罔的只是在于，是否有这样一个明察摆在面前），而‘良知欺罔’却也是存在的。”（[5];324）;
显然，这样的区分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得力。这也是舍勒的良知批判中的一个关节之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伦常明察与良知的本质区分，比对伦常明察与义务意识的区分要困难得多。;
这个困难首先在于：从概念上说，良知并不像义务那样，本来就含有盲目逼迫的因素，相反，良知始终被看作是一种“知”，无论它是自知还是共知。尽管也会有良知欺罔的现象存在，或者说，尽管也会有无良知的情况出现，但是，一方面，正如康德所说，“无良知并不是良知的匮缺，而是那种不面向良知之判断的习气(Hang)。但如果有人有意识地根据良知来行动，那么就不能在罪与无罪方面对他提出任何要求。”（[3];342）我们通常所说的良心坏了，也不是指良知的做出恶的决定，而是指不去倾听良知的声音。;
另一方面，如果舍勒说，“人们不能以这样的借口来取消‘良知欺罔’的事实（例如像J.;G.;费希特和弗里茨所做的那样），即：可能出错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个向我们窃窃私语、告诉我们（只是以错误的方式）一些被我们看作是良知陈述的东西，它究竟是良知，还是另一种感觉或冲动？”（[5];324），那么在前面舍勒用来证明伦常明察的确然性时所用的论据的第三项也就同样会受到质疑：伦常明察是否也会出错？如果我们不能把良知欺罔归结为良知的不存在，那么我们也不能把伦常明察的错误归结为伦常明察的不存在。也就是说，当人们坚持自己有良知或伦常明察，而它们最后又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有同样的借口说，那个原先被当作良知或伦常明察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良知或伦常明察。;
中国大学排名 舍勒本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区分伦常明察和良知时，更多偏重于对良知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批评，一如他在区分伦常明察与义务意识时偏重于批评后者的盲目性和强制性。他认为，伦常明察是对客观价值的把握，而良知与客观价值没有关联，因此会出现“良知自由”的情况，亦即不受伦常价值束缚的情况。他因而反对这样一种“自明的”学说，即认为：“所有伦常的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判断建立在‘良知’之陈述的基础上，而公认的‘良知自由原则’排除了通过另一种明察之机制来修正良知陈述的可能。”（[5];321）; 主要引用：;
1.;Aristoteles:;Philosophische;Schriften,;in;sechs;Bänden,;Übersetzt;von;Hermann;Bonitz,;Eugen;Rolfes,;Horst;Seidl;und;Hans;Günter;Zekl,;Hamburg:;Felix;Meiner;Verlag;1995,;Band;3:;Nikomachische;Ethik.;
亚里士多德：《尼哥马可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Immanuel;Kant,;Grundlegung;zur;Metaphysik;der;Sitten,;Hamburg:;Felix;Meiner;Verlag;1957.;(Vgl.;Kant-W;Bd.;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Immanuel;Kant:;Die;Metaphysik;der;Sitten;(zweiter;Teil)，Metaphysische;Anfangsgründe;der;Tugendlehre,;Hamburg:;Felix;Meiner;Verlag;1990.;Digitale;Bibliothek;Band;2:;Philosophie,;(Vgl.;Kant-W;Bd.;8);
4.;Immanuel;Kant:;Kritik;der;praktischen;Vernunft,;Hamburg:;Felix;Meiner;Verlag;1985.;(Vgl.;Kant-W;Bd.;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5.;Max;Scheler:;Der;Formalismus;in;der;Ethik;und;die;materiale;Wertethik.;Neuer;Versuch;der;Grundlegung;eines;ethischen;Personalismus,;Bern;und;München:;Frank;Verlag;61980.;
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在文中简称为《形式主义》），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