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

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理服务，即为真正的生活目标服务，如果这个任务必然发展为捍卫个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实生活的权利（即捍卫人权，并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斗争），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阶段，便是瓦克雷夫·本达所称的平行结构的发展阶段。

　　决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们无法直接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参加到这个结构之内，他们就开始创造我所说的“社会独立生活”，而这个社会独立生活就开始以某种方式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得见这些结构过程的早期的迹象；而另一些时候这些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不同政见”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随意性定义的“不同政见”。

　　那么，这些结构是什么呢？伊凡·吉鲁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第二文化”这一概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虽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摇滚乐，和某些感性与摇滚乐家们相近的文艺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词却很快就用来指整个受压制的独立文化，即不仅包括艺术及其各种流派，并且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哲学思维。这种“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创造了自己的基本组织形式，如地下出版的书籍和杂志，秘密演出，地下音乐会，地下讨论会和展览会等（所有的这些形式在波兰均得到极大的发展；波兰有不少独立的出版社和更多的期刊杂志，甚至还有政治期刊；除了复写纸之外，他们还有别的印刷工具。在苏联，地下出版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但显然其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在文化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到“平行结构”最高度发展的形式。本达当然也曾经思索过这一结构在其他领域里潜在的雏形。从平行的信息网到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学）、平行的工会、平行的对外交往，以及平行的经济的假想，他都考虑过。据此“平行结构”，本达发展了“平行政体”或平行国家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这些结构中看到了这种平行政体的基本要素。

　　在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的独立生活和“不同政见者运动”无法避免一定数量的组织和机构。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除非社会的独立生活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严厉镇压和取缔，否则这种倾向就会发展。与此相呼应，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发展，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各样带着政治色彩的团体将会继续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并且互相作用和冲突。这些平行机构，可以说代表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不同政见”赋于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和发展这些结构。它再度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社会反抗极权制度的一切努力，归根起源于政治之前的范围。这些平行机构，正是可以实现不同的生活，与自己的目标协调一致，并能够让结构自身与生活目标协调一致的领域。这些社会自我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平行机构毕竟不能先验地产生于体制改变的理论观念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人们活生生的、真实的需要（没有政治派别要卷入进去）。实际上，制度的最终变化（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仅仅是其基本形态而已），均是由下而上的。这是生活的压力使然，而并不是先于生活、指导生活，把变化强加于生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都具有某种普遍性，它并非某种带有片面性的东西，只适合于有限的团体，对其他人不适用。恰恰相反，这个出发点必须能够适合于任何人，必须能够预示某种全面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它不仅表达了个人对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内倾的、自我满足的责任感，而且对全世界、为全世界的责任感。因此，如果把平行机构或平行政体理解为倒退行为、孤立的行为，只顾自己小团体利益，对大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的话，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总之，认为平行机构只是局部利益的方案，与大局无关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点一开始就会把它的出发点从“在真实中生活”、即关心他人的原则那儿异化，最终不过变成“在谎言中生活”的另一种复杂的形式而已。这样一来，就当然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真正出发点，并会让人想到对“不同政见者”的误解：他们不过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团，与权势进行特殊的对话。总之，至少是在后极权制度内，平行结构中最发达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体，只有在个人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第一位”的官方结构中生活这个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这些联系也许不过是在国营商店里购物，用官方的货币，遵守官方法令而已。我们当然可以想像在平行政体中相当兴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这种生活如果是蓄意当成一种固定程序来过的话，这岂不成了每个人必须过的、精神分裂的“在谎言中生活”的翻版吗？如果某个出发点不是“榜样性”的，对别人不适用，对个人自身也同样是无意义的，对此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证实。帕托契卡曾经说过，责任感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此时此地——在上帝赐与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接受、承担责任；我们无法转移别处——不管是印度教寺院还是平行政体——而逃避责任。如果说西方青年常常认识到隐退入印度教寺院并不是解决个人和团体困惑的方法，显然这充分而必要的说明了遁入教门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遁入教门。基督教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出路：这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出发点，这是由于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走这条路。

　　换言之，平行政体超越了自身，只有作为加强人们对整体的责任感的一种行动，作为发现责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对责任的逃避，才有意义。

十九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我已经谈过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政治潜力，以及对在“真实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导致变化而进行预测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预测究竟该冒多大风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起码在起初阶段）一种满盘皆赢或皆输的赌博。

　　然而，我们起码也要大致地考虑一下“不同政见运动”能实际改变社会的一些不同途径，否则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对整体和整体的责任感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付诸实践的不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