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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5)

2014-02-17 01:29
导读: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相信这样的机构: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这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的积累(自动化的特点之一)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组织制度。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这样比把各种各样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环境中接受考验,而不能产生于被赋予的职位。他们应该获得高度的信任,靠这种信任也应该有高度的立法权力。这似乎是摆脱传统民主组织典型的软弱无能的唯一途经。传统组织常常看起来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责任感而是集体性的不负责任。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结果,这些机构自然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它们的力量来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断对话、交流。一旦生活的这些真正需要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内部组织原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规章。“自我组建”的根本标准,是这样一些组织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些不断出现、不断消失的生机勃勃的组织进行形式多样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许是实现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经:工人阶级真正(非形式的)参予经济决策,从而产生对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真正责任感。控制和约束的原则应该摈弃,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原则取而代之。

  从上面如此简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带来的制度上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传统议会式民主的范畴。为了便于讨论,我提出了“后极权主义”一词。也许现在应该把刚才所描述的暂时称为“后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景。

  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我觉得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脱节。无论如何,“后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事实,是从生活直接产生的一种过程,来自新的环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导演,而是一个向导)。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就对其组织、结构上的表现加以臆测,未免流于主观武断。

二十二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种不断的感觉让我这样做,我也许略去前面整节更适合于个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觉可能会显得相当武断,因此,我想把它作为问题来提出:“后民主”结构的想法,是不是让我们回想起某个“不同政见”的小组和某些个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通过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各种小团体,受着共同的磨难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是不是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有特别的“人性内容”的政治关系和纽带呢?这些团体(是团体而不是大的组织机关)的活动动机主要是对它们的使命的深远意义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会。

  官方机构中司空见惯的公式化、仪式化的纽带,由团结和友爱的真情实意而取而代之。这些团体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团结在一起的吗?“后民主”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产生的个人的、非正式的权益。这种人际关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验到的困难吗?这些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摆脱了空洞的传统的负担,而来自生活具体、真实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会中,努力创造“在真实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责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吗?换言之,这些由信息灵通、无官僚气、生机勃勃、开放的团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难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义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雏形,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模型吗?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为美好的社会的基石的。

  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胁的结果,也许一旦这个威胁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帮助创造的气氛就会随之消逝(然而威胁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胁者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受威胁团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这样作所花的精力简直叫人吃惊)。

  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摆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作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对极权社会的思考是正确的,人类在不断捍卫他们的自我,发展了内部的组织,那么我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恰如其分的。我的问题别无它意,目的只是引起人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诉求(也许我们对此并无自觉),超越它们明显的局限;想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战还没有得到解释,还在静候着被诠释,被掌握的时机。

  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已经早来到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中间的未来,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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