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2)

　　首先必须强调，包括社会的独立生活、“不同政见运动”的整个范围，当然不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唯一潜在因素。在后极权制度内，潜伏的社会危机可能在任何时候不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变更。这种危机可以将权力结构肢解，导致和加速各种隐藏的冲突，从而造成一连串人事、观念、或者至少是“气候”的变化。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动乱和不满情绪的爆发。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心发生的权力转变，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当然，就像世界文明的总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力一样，经济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力。国际政治，另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害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东欧各国的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它可能成为巨大变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也不是没有影响力的，虽然我已经强调过不应过高估计后极权社会高层领导人物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的影响及其种种综合因素十分繁芜，并且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见运动”的最终政治影响。这只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远非最重要的因素）。它与其他因素的区别，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从保卫人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发展的。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诸于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独立的主动性涉及隐藏的领域，表明“在真实中生活”是人类和社会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择，并努力为这个生活创造更多空间，帮助（虽然只是间接地帮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开权力的庐山真面目。“不同政见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前卫和精英，先知先觉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觉悟大众的思想觉悟”（这种傲慢不逊的自我投射，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自以为对某种“理想的规划”拥有专利，有权将其强加在社会头上）。“不同政见者”们却不想作任何人的领袖。他们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来作出抉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非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