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哲学的终结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 (2)

　　如果说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和标准都寿终正寝了，那么分析哲学本身当然也难逃此劫。瑞彻明确指出，分析哲学已从英美哲学的学术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学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因为分析哲学实际上可以分离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消解哲学问题，或将其归约为经验科学问题；二是它的方法、技术和步骤，在这一方面，它要求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到哲学研究中去，而不要满足于模糊的观念和未经检验的假定，要努力使你的哲学承诺尽可能的清晰明确，将用于逻辑－语言分析的手段不断发展和革新，然后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以激活你的观点并使之具有实质内容和环境所能容许的说服力和明晰度。因此，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丰富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9]

　　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说得很好：“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需称自己为康德的信徒；……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以及戴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10]

二、“后分析哲学时代”的基本趋向
　　早在1985年，拉基克曼（John Rajchman）等人就编了一部名为《后分析哲学》的文集[11]，其中收录了当时美国主要哲学家的13篇论文，如罗蒂、普特南、戴维森、伯恩施坦、罗尔斯等。实际上，这部文集体现出美国分析哲学界内部的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自身的的反思和质疑，它要通过这些文章所代表的倾向，回答这样几个问题：这些哲学家的工作是某种新的开端，还是一脉相承，抑或只是一时的破裂和转折？是意味着美国出现了新的哲学吗？这对其他学科和登上舞台的一代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其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后果是什么？当然，20年后，形势逐渐明了。“后分析哲学时代”这个称谓意味着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对概念分析（至少是对概念分析在20世纪的过分运用）的普遍怀疑，意味着作为运动、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已走向终结，新的哲学地图正在形成；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并没有另一种主导性的替代物引领英美哲学的潮流，而是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当然，分析哲学作为方法、技巧和风格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3.1）更为严肃、深入的哲学史研究成为当代英美哲学家的亮点，既吸取了分析哲学的丰富成果，也为今后的哲学发展挖掘出丰富的思想资源。当代英语世界在哲学史的研究和编纂上的重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分析方法的应用。这种分析技巧与对文本的精细考察、对思想资源是深入挖掘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让哲学史的编纂别开生面。其中最为明显的特色是通过分析技巧重构哲学史中的关键性论证，力求使之清晰、融贯，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其中的不清晰和不融贯之处。这种分析方法与对历史本来面貌的追求相结合，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既让传统的哲学论证得到深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反映出哲学思想的原貌，不断地澄清和摆脱偏见。尤其重要的是，二者的结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分析哲学逐渐摆脱了早期过分倚赖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路线，从而把哲学史的维度纳入视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总的来看，在英语国家，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3.2）形而上学研究的回归和繁荣。早期分析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摩尔、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原则。但事实上，无论是地地道道的实证主义者还是日常语言哲学家，都在宣称传统形而上学是成问题的、无意义的、混淆的同时，继续处理着传统形而上学所遭遇的问题，并隐含了另外的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反形而上学的态度普遍弱化，这得益于普赖尔（Arthur Prior）、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等人的工作，但主要还是美国哲学家奎因和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的努力和影响所致，前者对存在论承诺的研究，后者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构造，使形而上学开始复兴，使哲学家不必再隐藏自己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兴趣。

　　在英国，形而上学的复兴带有独特的康德风格，哲学家讨论这个或那个概念性实践的预设，提出关于特殊事物的辨明和重新辨明、时空位置归属、范畴性概念的使用、概念构造的客观性等形而上学问题。在美国，形而上学兴趣的复兴是以更为自觉的存在论范畴来表达的，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差不多都是从追溯奎因开始的，先验的形而上学则随着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得到深入的研究。这种复兴是渐进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批新一代哲学家出现，开始尝试建构全面的、系统性形而上学理论，如齐硕姆、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刘易斯和普兰廷加（A. Plantinga）（David Lewis）。[12]

　　新兴的形而上学理论既回应传统的问题，也开辟了新的领域，但其核心是一贯的：形而上学是范畴理论。共相和殊相、普遍与特殊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典型问题，除了继续探讨柏拉图式的共相理论和唯名论之外，对殊相和个体化的研究也十分热烈，阿姆斯特朗的两卷本《共相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围绕存在问题展开了对同一性、存在论承诺、虚构实存物的讨论，奎因的著作和威廉姆斯（C. J. F. Williams）的《何谓存在？》、《何谓同一性？》成为讨论的焦点。围绕模态概念，可能世界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几乎毋庸置疑的合法地位。人格与心灵、自由意志等问题也在新的维度上展开，甚至模糊性（vagueness）问题也随着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和基菲（Rosanna Keefe）的相关著作而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

　　（3.3）交叉学科研究趋势十分强劲。这广泛表现在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以及人文科学－哲学等方面。交叉学科的工作把涉及其他学科的“某某哲学”（philosophy of x）的课程和研究从一知半解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有助于重新界定哲学自身的性质。例如，在美国的科学哲学领域，新的博士候选人必须熟悉一门专门科学；在人文科学领域，有些哲学家意识到叙事及其近似概念的重要性，对文学、叙事研究较为关注。心灵哲学家如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努力整合心灵的先验理论与经验心理学的最新进展。语言哲学家威廉姆斯森解释了形式语义学领域的语言学家的近期工作。达米特推进了哲学逻辑的研究，并为英国哲学家所继承，如怀特（Crispin Wright）和拉姆菲特（Ian Rumfitt），他们解释了形式逻辑中相当前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