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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哲学的终结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 (3)

2014-02-23 01:02

　　（3.4）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趋向。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显学，也是分析哲学的核心，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子学科，而是涉及多个方面和层次，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研究。目前，其一，语言哲学对关于语言的事实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重视。20年前，只是个别哲学家敦促我们要更关注语言学。而现在，通晓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哲学的规范，这让哲学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材料，以得出哲学性的结论。结果是，语言哲学开始从弗雷格对密尔式的争论中挣脱出来，而与各个研究领域发生关联。特别是，当哲学家求助于“我们如何进行日常谈论”，来捍卫其在伦理学或形而上学中的论断时，所获得的方法和材料其实比奥斯汀以及所谓“日常语言学派”所提出的更好，更丰富。其二，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区分统一起来。语言哲学家曾经花了大量努力去思考语义学在何处结束，语用学在何处开始，许多语言哲学中的争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结束。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工作。他在《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13]中尝试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纲领性的、提纲式的，其中包含了体系的构造和理论细节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14]哈贝马斯发表称布兰顿的这部著作是“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15]

　　（3.5）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虽然广义的心灵哲学与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哲学门下的子领域，则要到1950年代才确立起来。而此后心灵哲学的发展可以视为意义理论中的一种焦点转换：从日常语言到思想和心灵。奎因、戴维森、早期的普特南、克里普克都在谈论语言；福多、丹内特、丘奇兰德、米利肯（Ruth Millikan）等，都在谈论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把头把交椅让给心灵哲学，退居次席。当代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源自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问题的反复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也受到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影响。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身心问题到心理状态、心理内容，从感觉、表象、知觉到思想和语言，从人类理性、人工智能到对行动、意向和意志的研究，还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知识等。可以说，心灵哲学涉及从形而上学到经验研究的各个理论层次，相关的理论、学说和“主义”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除了上述基本趋向之外，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显著变化是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甚至融合趋向。对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这很可能是更重要的。

三、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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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费格尔和塞拉斯合编的《哲学分析读本》[16]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确立，而罗蒂于1967年编的《语言转向》[17]则使这“linguistic turn”这一口号深入人心，分析哲学运动达到了鼎盛期。在世纪之交，哲学家也在不断地回顾、反思着分析哲学的历史，并为之画上了休止符。可以说，前者是在雄心勃勃地提倡、鼓吹着什么，而后者则略带悲壮地回顾、展望着什么。弗罗伊德等人编的《未来的往事：20世纪分析哲学传统》[18]和索姆斯受到好评的两卷本《20世纪的哲学分析》[19]便是代表。西方哲学家也多次集中讨论过“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今顶尖的哲学家中，不少人致力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整体或某个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阿佩尔，美国的伯恩施坦、罗蒂、麦克多尔、布兰顿，英国的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皮科克（Christopher Peacocke）等等。

　　人们一般都承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是在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哲学传统中展开的，前者集中表现为分析哲学，后者主要体现在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当中。现在人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或趋势：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种种根本性分野已然失效了，二者的沟通、交汇、对话则成为主流。梅伊（Todd May）甚至认为，二者的区分完全是肤浅的，那些用于区分的标准没有一个是有效适用的。[20]里查德·坎贝尔（Richard Campbell）也认为这两种风格的区分是令人误导的，遮蔽了两种哲学之间隐秘的形而上学差异，“欧陆哲学”这个词甚至包含着偏见，是被“分析哲学”想像出来的“他者”。[21]比雷茨基（Anat Biletzki）认为，“分析”是涉及流派的概念，而“欧陆”则是地理学概念，二者是不对等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必然在欧陆之外，如果把“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对立起来，则忽略了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分析哲学。[22]

　　按照惯常的思路，既然“分”已经不是当前的主流，那么就要深入思考“合”的可能性和实施路径。可是，这种思路是不适宜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哲学领域，却不是简单的分分合合。在这里，我们赞同罗蒂的温和主张：以分析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分析哲学－欧陆哲学的区分，并倾向于对话的哲学。“对话”为我们理解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分野和交汇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走出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壁垒提供了平台，更为我们绘制新版的哲学地图和新型的语言街区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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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既然分野或裂隙是从康德和康德之后开始的，甚至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开始的，我们就需要重返哲学史，并把哲学史至少当作哲学本身的重要方面去研究。一方面，分析哲学家要走出自然科学模式的窠臼，不能认为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23]另一方面，对于欧陆传统的哲学家来说，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adelbach）在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的开幕式上所强调的：哲学应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哲学在当代的实际功用。[24]双方都应当克服传统、专业化以及学术训练的隔阂，以宽容的态度展开对话，为多元化的哲学图景增添新的色彩。罗蒂本人的检讨非常值得借鉴：“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