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哲学的终结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 (4)

　　（4.2）既然我们认定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存在着分野和裂隙，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各个角度出发去描绘这一图景，并尽力解释其成因；只有我们深入理解了“分”的现象和成因，我们才能把对话深入下去、扩展开来。西蒙斯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谁之过？分析－欧陆鸿沟的根源与可避免性》中[26]，清晰勾勒了二者鸿沟的来龙去脉，他将其主要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等。他总结出七个教训，认为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先天的可能性，属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要在其中梳理出较为稳定的根本性因素，差不多是天方夜谭；不过，虽然没有单个的人或事件应为分析－欧陆的鸿沟负责任，但大量因素要共同负责；然而，这一鸿沟决不是绝对的，要想从地理学上描绘这一鸿沟，就非得歪曲和强暴实际的事实不可；最后，了解和解释这一鸿沟乃是我们的职责，而这也就是说，继续我们的哲学研究吧。我们不必完全赞同西蒙斯的勾勒和分析，但他的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分析－欧陆的鸿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哪些因素左右着实际的进程。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归约为事实如何，而放弃思想根源上的追问，但反过来不顾事实也是不可取的。

　　（4.3）就关键性哲学家进行对话，或就重要论争展开对话。如果一定要推出双方各自的领军人物，而且这两个人物还具有超越派系的历史地位，能够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最伟大的哲学家比肩的话，则非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莫属了。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国哲学的面貌，而他在二战中的政治遭遇，也反映出分析－欧陆裂隙的政治背景。维特根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析哲学的主要进程，并且还将以崭新的视野和方法继续塑造未来的哲学图景。对他们的研究，以及研究之间的对话，势必继续沟通曾经壁垒森严的对峙局面，为哲学地图的多样性、多元化和平等对话提供条件。

　　阿佩尔的工作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皮尔士的符号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构建了先验语用学或先验符号学体系，在促进英美－欧陆的对话方面颇有贡献。布兰顿作为美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他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由于这种综合和包容，有人把他的立场统称为“推理主义－整体论－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简称“IHFPR传统”）。[27]

　　在20世纪，有几次关键性的论争引人注目。例如，1929年，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大学展开了争论，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展开了彻底的攻击，而卡西尔与这一传统的联系是最密切的。此后不仅，卡尔纳普就严肃地研究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于1932年发出了对海德格尔的著名的论战檄文。[28]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卡尔纳普早年对新康德主义的挑逗，能否让我们作为焦点去真正理解分析哲学传统的发展呢？同样，我们能否聚焦于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去真正理解欧陆传统的发展，以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呢？我们能否从卡西尔的思想中得到不断发展的哲学灵感呢？相反，也许更好的情况是，我们最终离开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而把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定位在不那么系统化、而是更为多元化的路线中。[29]此外，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福柯与乔姆斯基、塞尔与德里达之间的争论也都具有各自领域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哲学论战的梳理和剖析，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沟通，甚至融合，都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进一步展开。

　　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英美哲学正在经历从分析哲学时代向后分析哲学时代的转变之中，与此同时，在21世纪初，英美哲学界和欧陆哲学界都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壁垒，对话、沟通、融汇取代了哲学意识形态的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虽然我们还无法绘制未来的哲学地图，但也许我们有希望在这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局面中看到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新潮流的出现。

参考文献与注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 此文后收入一部同名著作中：Nicholas Rescher. 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 Inc. 1994.

　　[2]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in America Today,” in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211-30.

　　[3] Jeanne Peijnenburg,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A Hundred Year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Vol. 31, No. 4, July 2000 (366-381).

　　[4] Gilbert Ryle, “Theory of Meaning”, in Caton, Charles E. (ed.).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5] Dummett, Michael.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London: Duckworth. 1993, p. 4.

　　[6] Peter M. S. Hacker. Wittgenstein’s Place in 20th 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4

　　[7] Anthony Kenny,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96.

　　[8] 参见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74-675。

　　[9] 瑞彻：“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载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123页。

　　[10] 希拉里·普特南：“从内部看分析哲学的半个世纪”，载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112－113页。

　　[11] John Rajchman and Cornel West (ed),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M. J. Loux and D. W. Zimmerm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 Oxford: OUP, 2003, p. 4.

　　[13]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14] Andjelkovi, Miroslava (2004), “Articulating Reasons”. Philosophical Books 45 (2), 140-148.

　　[15] Habermas, Jürgen (2000) “From Kant to Hegel: On Robert Brandom's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3), 32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