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菩萨前许下诺言，让幸福洒满你身边！;(2)
2014-02-23 01:02
导读：最后一章，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
最后一章，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阿伦特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应当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
在本文的最后，弗洛姆写道：“唯有当民主不退却，而采取攻势，并进一步了解以前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其心目中所抱的民主目标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才能战胜所有各种独裁集权制度。唯有当民主能灌输给人们一种最强烈的，对生命与真理及自由的信心，深信自由是积极而自发地实现个人自我，唯有这样，民主才能战胜种种虚无主义的势力。”;
2．《爱的》（1956）;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圣经 哥林多前书》;
在《逃避自由》一文中，弗洛姆提及爱是积极自由的一种，本文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第一种途径是“癫狂状态”，即某类公共参与的狂欢。由于其公共性，就减少了分离感。由于公共性，群众的罪恶就没有负罪感。如当代的嘣迪、吃摇头丸，再如大学生的毕业狂欢也有轻度的癫狂状态。这种对分离感的摆脱类似于吃鸦片，造成的结果是分离感越演越烈。;
第二种途径是“与群众保持一致”，个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消失，生存的唯一目的是融化于整体之中。专制国家通过威迫恐吓的手段强使个人与群体保持一致，民主国家则通过建议、宣传来达到目的。个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与众人保持一致，还以为是自己的看法。这种现象可以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电视广告推销一种“个性产品”，青年们赶紧争相购买。有了这种“个性产品”，青年们觉得自己很有个性。类似的情况，我们对玄奘的理解还不是来自《西游记》和《大话西游》吗，我们对佛教的理解还不是来自教科书的“思想鸦片”说？又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被我们“有个性”地冷嘲热讽？另外，在这种一致化中，生活尚有另一基本特征，即工作的程式化，娱乐的公式化。工作的程序化，这在我是深有体会的。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工厂上班。每天九点刷卡上班，晚上六点下班。有时下生产线，第一次还有点趣味，但想着日复一日地做一个装CPU的动作，实在不寒而栗。我经常会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呆上三年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机器人还是人吗？再说娱乐的公式化，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不就是吃饭，不就是说说黄色
笑话，不就是到KTV唱歌，不就是到夜总会看艳情表演，不就是四处寻找性刺激。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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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途径是“创造活动”。这种生产性劳动是指我所计划、从事并能见到其成效的劳动。这与阿伦特的“工作”概念有类似之处。;
第四种途径就是“爱”。对于这条途径，弗洛姆说道：“完善的解答存在于人与人的结合中，人与他人的和谐相融中，即存在于爱之中。”这里说的“爱”，指的是对生存之完善答案的爱，而不是指共生结合下不完善的爱。共生结合的被动形式为属从，有受虐特征；共生结合的主动形式是支配，有施虐特征。这两者相依为命，也会互相转化。而成熟的爱乃是保全个体的个性，整体性的结合。爱是人积极能动的力量，它打破了分离感。“爱”萌发出一种二律背反：相爱双方融合为一，但仍为二体。;
爱是一种“行动”（斯宾诺莎的定义），而不是“炽情”；“爱”是一种积极情感，，不是一种消极情感。;
爱的本质是给予而非获取。给予，如果用佛教术语来说，就是布施。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
除给予外，爱的本质要素还有：关切、责任、尊重和知识。;
最后一章，弗洛姆谈爱的实践。他认为，要掌握一门实践，要有以下条件：训练、专一、耐心和全力以赴。而要掌握“爱”这门艺术，要有一些特殊要求：克服其自恋情绪、谦卑，客观和理性的态度、理智的信仰、主动性。;
形成“衰败综合症”的人是很少的，比如希特勒，斯大林。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生的方向或死的方向，善的方向或恶的方向。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潜在性，这正是弗洛姆的“善恶同体论”。;
我也持类似看法，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善恶同体”的。在当前态下，由于公众意识的污染下，由于每个个体的动物性，每个人恶多善少。但人又有反省之心、忏悔之心，可以走向“救赎之路”，从而不断地涤除恶性，不断增进善性。这一“救赎之路”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我还是罪恶的，但我毕竟变好了一点点。”相对于“性恶论”，“善恶同体论”更加温情，给人以希望，唤醒人类心中的善性；相对于“性善论”，“善恶同体论”更加现实，勇于正视自身的罪恶，使人趋避心中的恶性。另外，“性善论”或“性恶论”都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其实具体的一个人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的一件事也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上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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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接下来区分了暴力的几种形式：第一种，最正常的和非病理性的暴力形式是“游戏式暴力”，如比剑，打CS等；另外一种是用于捍卫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的“反应式暴力”，战争往往借“反应式暴力”的羊头：“几乎没有一例侵略战争而不用防御战争的辞藻来掩饰”；第二种是有更多病理特征的“报复性暴力”，这种暴力趋向破坏，而非建设。它与孩童生活时的“信任破灭”紧密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被收容虐待者的复仇情绪中看出来，我们也可以从丁文海的报复性犯罪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严打期间被从重判刑者的身上看出来。当一个的成员丧失了对执法者、对领导者的信任时，这种“信任破灭”很容易导向“破坏性”暴力。一个人被不公正对待，却能不失信念，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昂山素季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她说：“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不怕他们（注：包围她的士兵）”；第三种是病理性更强的“补偿性暴力”，没有创造性的人以此来替代创造性活动，例如古罗马的角斗。补偿性暴力是丧失生命力和削弱生命力的结果，而且是必然的结果。治愈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挥人的创造性潜力；第四种暴力形式是原始的“喋血渴望”，这一类暴力是人向动物性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