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菩萨前许下诺言,让幸福洒满你身边!;
2014-02-23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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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菩萨前许下诺言,让幸福洒满你身边!; ――孙异
我曾在菩萨前许下诺言,让幸福洒满你身边!;
――孙异《小三和弦》;
一.不是前言的前言;
我是80年代的灵魂,却在90年代读大学,不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
80年代是我喜爱的一个。在图书馆里,我总能发现很多80年代翻译过来的好书,如汉译名著系列,猫头鹰文丛,加缪,基尔克果,波普尔等等。80年代是思想启蒙的年代!向那些出版社、主编和译者致谢!;
弗洛姆1980年去世,80年代就有他的多种译作问世。在这点上,确实跟上了世界潮流。在厦大图书馆,找到弗洛姆写的四五本书,都是80年代出版了。90年代以来,就没找到有新书了。今天在晓风书店,看到有一本弗洛姆的新书。;
80年代的出版界是激动人心的,但意识形态还在挥舞着他的大棒。这一点,可以从很多书的“编者序”里看出来。在这些“编者序”的后面,编者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一些“但是”,或者所谓作者的“局限性”。这些“但是”偶而也会“言必有中”,比如《学》“编者序”中的“但是”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不彻底和阶级性。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但是”必须反过来读。它说是不好的地方,往往却是好的地方。比如在弗洛姆的《人心――人的善恶天性》一书,译者批评道[3]:“他不区分阶级和不同的条件,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话到了今天,大家都要笑了。斯大林疯狂清党、制造卡廷森林惨案等等。他在“四大恶人”的排名上,或许还要在希特勒之上。希特勒毕竟还没有如此大规模地残杀自己人。再如在《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一书的“编者序”中,编者写道:“他的救治办法是以人的心理、精神为基础的,是通过所谓的‘灵魂的’,使人获得爱、自由和理性的能力,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和幸福;因此,他把精神和禅宗佛教看作改造、拯救社会的最有效武器,在这一点上他根本不是一个为改造社会奋战的斗士,倒象是一个布道的传教士”。而中国的实情是,“斗士”太多了,“传教士”太少了。弗洛姆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在这里竟成了罪状。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老师傅死了,留下两个徒弟。大徒弟得到了真传,小徒弟只是得到一点皮毛。然而小徒弟抢到了掌门人玉环,于是小徒弟理直气壮地拿起大棒,痛打大师兄:“你理解错了!我代表师傅惩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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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些“但是”确实是有趣的,然而在这种趣味之下,还潜藏着某种让我深恶痛绝的“伪信仰”和“知识霸权”。曾经,在这种“知识霸权”之下,有多少知识分子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那些拒不低头的知识分子又遭受了怎样的迫害?一哭!值得庆幸的是,弗洛姆没有生在中国。;
也许在未来,这些“编者序”中的“但是”会成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弗洛姆;
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犹太籍,精神分析学家、家和
社会学家。他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纳粹时期迁居美国,先后在各个著名大学任教。;
他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禅宗。这三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在弗洛姆身上融会贯通。他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批评社会人的异化等社会。对于个体,他提倡精神分析和禅宗,进行“灵魂的治疗”,使人从奴役达到自由,实现人性的完善;对于
政治制度,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由于他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故有“人类的梦想家”之称[3]。;
三.读弗洛姆札记;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类思想者,这一类思想者的书能够读者的一生。弗洛姆无疑就属于此类思想者。;
本文不想介绍弗洛姆的主要思想体系,而主要侧重于笔者对弗洛姆的读后感,这也正符合弗洛姆提倡的“自由和自发”。对弗洛姆思想体系感兴趣者,请文后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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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逃避自由》(1941年)――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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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总是催生着美好。上个世纪,犹太民族遭受了“出埃及”以来最大规模的迫害,但这个在暴力方面十分弱小的民族,却向人类贡献了很多伟大的心灵,弗洛姆、阿伦特和波普尔就是其中杰出的三个思想家。为了对照,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两个思想家。;
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出身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和爱因斯坦。他的主要著作有《的逻辑》、《客观知识》、《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她的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境况》(1958)、《在过去和未来之间》(1961)、《论革命》(1963)和《共和危机》(1972)。[6];
弗洛姆的主要著作是《逃避自由》(1941)、《被遗忘的语言》(1951)、《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1956)、《精神和禅宗》(1961)和《人心――人的善恶天性》(1964);
弗洛姆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增加人类自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在此意义上,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他说:“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笔者:消极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笔者:积极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弗洛姆又说道:“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是不相同的。柏林的自由侧重个人形式上的权利,弗洛姆的自由侧重实质上的自由状态。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在DISCO舞厅里嘣迪放纵,在权利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但在精神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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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弗洛姆讨论了“逃避自由”这一心理机制。面对个人的孤独和无权力感,个人有两种:即上文的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的独立自由,寻求新的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心理机制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心理基础是“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特征,每个人都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所以,不要说“我们深受极权之害”,而应该说“我们就是极权主义者”。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从内心摆脱了极权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极权主义吗?当每一个个体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忏悔,真诚地面对邻居,真诚地去爱,这个社会还会是孤寂的沙漠吗?第二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破坏性”,摧毁外在的东西,以消除无权力的感觉。这种破坏性,往往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字眼来掩饰。第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舍己的自动适应”,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代社会中所用的方法:“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诚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看到的,传媒上推销一种“个性”,于是大众就纷纷追求这种“个性”,却不知道这种“从众心”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