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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伯讨论上帝的方式没有采取实体论的进路，而

2014-02-25 01:18 　　布伯讨论上帝的方式没有采取实体论的进路，而是采取关系论的进路。布伯通过对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和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探讨，得出三个基本看法：第一，上帝不是居于超验世界，而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第二，我用“它”的态度与上帝交谈只会远离上帝，用“你”的态度来和上帝交流才是正途；第三，上帝主要不是立法者，而是与人展开交流的对话者。;

上帝在宗教学家那里是个神学问题，在家那里成为形而上学问题，在形式上转变为终极存在的问题。在布伯那里，上帝有不同的称呼，如称为永恒的你（the;eternal;Thou），所有存在的存在（the;Being;of;all;beings）等，也可称为绝对者（absolute;Person）。这些称谓表明布伯叙述的上帝与其说是一个宗教化的上帝，不如说是一个哲学化的上帝，这也显示他将犹太教哲学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进路就是重构犹太教的上帝观念。;
从宗教哲学上看，德国犹太哲学家布伯（Martin;Buber）讨论上帝的方式没有采取实体论的进路，而是采取关系论的进路，上帝是关系之中的上帝。关系论上的上帝观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上帝与日常世界的关系如何？上帝与人的关系如何？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在对这三个问题的揭示中可以见出布伯对上帝的基本界定。; 　　 三、从立法者到对话者;
人与上帝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与你的关系，那么，如何正确地进入这种关系呢？或者说，这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在此，布伯引进了对话概念。人与上帝的关系类似于我与你的对话关系。;
于是，布伯对上帝的理解又有了新的维度，扭转了传统官方的犹太教的上帝观。以前犹太教把上帝看作是立法者。上帝在西奈山通过摩西向众人颁布神圣律法，律法成为犹太人生活的绝对准则。犹太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只能做一个律法的遵守者和守护者。现在在布伯这里，上帝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布伯的理解，上帝在西奈山对人的启示，与其说是为人颁布律法，是居高临下地发布命令，不如说是上帝与人的对话，律法是人倾听上帝的声音并与之对话所得到的东西。广义地看，整部希伯莱《圣经》都体现了这一对话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对话的记录。亚伯拉罕以及诸多先知都有过类似的与上帝对话的经历。这些对话是我们今天理解人与上帝对话的先例。所以，上帝主要不是立法者，而是对话者。布伯甚至说，以色列人的贡献与其说在于一神论，还不如说在于与人交流的上帝观，“真正的上帝是我们可与之说话的，因为他就是向人发话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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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身份的转变与布伯对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在我与它的关系中，上帝是一个“它”者，尽管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立法者，但是它为人立法，为我立法，律法的目的在我，我是主体，上帝是客体。可以说，这个法是人自己的法。上帝是满足我信仰需要、立法需要的工具。所以，尽管人在表面上遵从上帝的律法，但实际上人是在遵从人自己的律法。在这种关系中，我面对的不是上帝，不是神圣，只是客体化的它者。我与你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在其中，上帝成为一个“永恒的你”，“你”是我对话的伙伴，上帝与我的关系是对话者、阐释者之间的关系。布伯说，“上帝不是指一个形而上学的理念，不是指道德理想，也不是指心理的投射或图像，也不是指任何由人创造的或在人类中间起来的东西。”;上帝的观念是神与人相遇、对话的结果。尽管人无法拥有上帝，但是人可以与上帝相遇与对话，上帝就在此岸世界显现为一个对话者。;
人与上帝的对话并不意味着上帝是可知的。上帝在本质上不可知的，但又是可以为我们理解的。我们只有通过对话来理解上帝。这种理解不可能穷尽。人与上帝的对话也可以理解为启示。所以，启示不是单向的，只是上帝在那里说。布伯认为，启示是双向的，有一个发动和回答的过程。启示本身就是对话。上帝发起对话，人应答。而启示的不是纯粹关于上帝的，而是关于人的生活和他的责任等。人在应答中而然成为了上帝的同伴。因此人与上帝是互相支撑的。“你为在而需要上帝，上帝为你生之意义而需要你。”;
当然，布伯讲人与上帝的对话是多种形式的，可以是面对面地有声的交流，可以是心灵上的无声的感应，可以是精神上的体验，也可以是行动上、动作上的表达与应答。“切勿把这种与上帝的对话看作是日常人生之外的或超乎其上的东西。”;对话是一种敞开的结构，人在其中敞开自己的心扉与精神世界，领会上帝的意旨，只有这样上帝才向人敞开。但是，人常常忘记上帝的言说，漠然置之。所以，人无法发现上帝，无法与其沟通。上帝是“空”的，唯其“空”，才能隐于世界万物之内。“空”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只有“空”的才能容纳万有。“空”是无限的，有是有限的。科恩讲上帝是个观念，在逻辑上是空的，无实质内容的。布伯继承了这个说法，又将之发展。上帝的“空”并不意味着不与上帝发生关系，上帝时时刻刻在与人、与世界发生关系，在与人交流。上帝让世界万物说，与上帝的对话就表现为与世界万物的对话。关键看人有没有这种建立对话关系的能力，有没有这种胸襟和态度。只要人转变它者的态度为你的态度，上帝与人的对话关系就有可能建立起来了。布伯也纠正了科恩的不足，科恩的上帝观存在着把上帝概念化、理性化的倾向。布伯认为，概念化的上帝是死的。他努力恢复圣经中的上帝形象，那是活的，与人发生着交流的上帝，不是停在一动不动的上帝概念。上文的论述表明，上帝不仅是内在的超越的“你”，而且是行动着的、对话着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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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话的上帝还是一个意义的终极担负者。严格地讲，我与它的关系和我与你的关系展现的是世界的两个侧面，他们都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依托。但是人的生存必须找到一个最终的依托者。布伯从转向犹太教，在希伯莱的传统那里吸取上帝的资源，视上帝为价值的终极托付者。同时，他又从犹太教转向哲学，尽量脱去宗教式上帝的实体化形象，对上帝观念加以“思辨”，视之为对话者和永恒的“你”。;
布伯塑造的对话者之上帝形象在当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历史地看，以前的权威由上帝提供，现在则由专家提供，不过权威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以前，上帝提供的权威是意义和知识的权威，专家提供的只是知识的权威。意义的权威何在？当代人认为在个体身上，于是主张自作主宰、自作判断，个体成为意义的承当者和创造者。这立刻就产生出一些新：如果我所遵循的价值判断最终来自我自己的意志或理性，这样的判断合法性何在？谁来保证价值的合法性？自我价值判断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价值的多元化，面对多元化的文化事实，价值的统一性还有没有必要？如果有，统一性的根据何在？这些问题在当代社会成为了难题。按布伯的思路，当代人必须面对上帝，回归上帝。他基于犹太教的立场，将一个与人对话的上帝呈现给人们。上帝始终在与人对话，可是当代人已经不再倾听他的对话，只是听命于自我，而这个自我又是一个对象化了的自我，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占有的客体。对布伯来说，面对上帝，不是去做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事情，不是要断绝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他认为，恰恰是要认真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中，转变态度，学会倾听，学会与人、与上帝对话。对话的机会始终存在，能不能把握关键看人能不能转变态度，转变观念。“执着世界者无从接近上帝，抛弃世界者无从承仰上帝。惟有以其全部生命走出去与其‘你’相遇者，惟有把世界之一切在者均视若‘你’者方可接近那不可寻觅的他。”;布伯对当代人的生存危机给出了一个开放的答案。说它是开放的，是说它没有终结这个问题，而是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开辟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