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密尔是西方史上的一位转折性的人物，西(2)
2014-03-10 01:12
导读：这些文章和著作颇具说服力。在他们已经做了以上这些工作以后，其他人再去为密尔的成熟著作中包含着低级的错误和明显的不一致性这一观点做辩护，已
这些文章和著作颇具说服力。在他们已经做了以上这些工作以后，其他人再去为密尔的成熟著作中包含着低级的错误和明显的不一致性这一观点做辩护，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在此以后出版的书刊杂志，基本上忽略了从前贬低密尔的那些观点。拿我来说，我就不想再过多地提及针对密尔论证效用原则所做的批评；因为密尔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试图去证明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以赞同的眼光去阅读他的作品，他的观点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证明（Hall, 1969, pp. 145-78; Warnock, 1969, pp. 199-203）。当然，我并不是要以此断定，密尔的思想中就不存在任何冲突和令人困惑之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问题仍然存在，但这些问题本身是哲学自身也仍未能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思想家，密尔究竟在思想史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就意识形态而言，他又该归属哪家。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常纠缠在一起。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所给出的各种解释本身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印迹，但都回避密尔的具体政治立场，或避免将他树为令人生厌的人物。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十九世纪晚期，人们通常将他解释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党派界限在当时并不确定，属于自由派人士的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在1894年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之时，费边社会主义者想到的只是流行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单从以上三点考虑，人们称密尔为社会主义者也就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了（Freeden, 1978, pp, 27, 35-6, 40, 49, 150, 159）。但在世纪之交，随着工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的划分。这个时候，势必要将密尔划入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人们权衡再三，将密尔誉为自由主义者(Berlin, 1969, pp. 18304n,; Duncan, 1973, p. 244)。社会主义学者们也对密尔深怀敬意（Williams, 1963, pp. 65-84; Macpherson, 1977, pp. 2, 44-70; Arblaster, 1984, pp. 278-82）。但在他们看来，密尔虽有良好的用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属于自由主义性质的个体主义框架，这损害和玷污了他的良好用心。然而，密尔坚持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东欧的指令性经济瓦解后，社会主义正在重新对自身做出定义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看起来又有了进行深入讨论的余地。在贬低密尔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当中，荷兰德的两卷本《密尔经济学研究》最具影响力；而库莱尔则持相反的观点（Hollander, 1985; Kurer, 1991）。荷兰德的作品学术味甚浓，他清晰地勾勒了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的历史。他志在表明，所有的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密尔以及十九世纪后期的“边际主义者”，他们实质上都是在为自由制度做辩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就密尔的社会主义和就他是否只不过是一名李嘉图的追随者这两个话题展开讨论。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将密尔划归自己的名下，并在他的其思想中寻找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人类在经见识过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之后，密尔反集体主义的立场重新为他赢得声誉；他成为一名冷战英雄。尹萨亚•伯林将密尔描述为像他本人一样的一名多元伦理主义者。按照伯林的观点，密尔不承认有固定不变的人性，不承认有终极的真理和对善的单一描述。人类在追求着不同种类的善，人们无法对它们做出评判，它们并不是与某一种单一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当强制推行这种制度的时候，也不可能不践踏和违背每一个人所偏好的价值。这是密尔容忍个体多元性的基础（Berlin, 1969, pp. 173-206）。但伯林的学生格雷姆•邓肯却并不同意其老师的看法。邓肯认为，在密尔看来，人们可以为道德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Duncan, 1973, p. 268）。在更近一些时候，约翰•格雷认可和支持伯林的观点(Gray & Smith, 1991, pp. 193, 201, 205)。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密尔思想中所蕴涵的对保守主义者的嫉愤之情，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1963年，密尔的自由学说受到莫里斯•考沃林的恶毒攻击。考沃林批驳道：1、密尔是一位伪善的自由主义者；密尔所信奉的自由与其说是每个人的自由，还不如说是他个人的自由和左翼无神论知识分子的自由；他所热衷的国家或社会是这样一种组织，即对还没有达到他本人所要求的标准的人们进行干涉。2、“密尔是一个改教换宗的天才――现存原则的无情诋毁者，新道德规范的系统鼓吹者，是对当下流行的确定性进行嘲讽、诽谤之人”(Cowling, 1990, p. 93)。在此同时，莱特温也以同样的态度向密尔发难。莱特温将密尔比喻为从十八世纪的稳健（sanity）和从大卫休谟的保守主义，滑向费边社会主义和比阿特丽斯•韦伯(1858-1943)这道斜坡上的一个片段。由于受异邦（尤其是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密尔误入歧途；当然他并没有吃透和理解德国浪漫主义。他融偏执、精英主义，清教至善主义、虚伪的自由主义等于一身，是理性主义政治学所产生的罪恶的象征；之所以说他是虚伪的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政府将他本人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内容强加于他的同伴”(Letwin, 1965, p. 8)。尽管考沃林和莱特温的攻击是恶意的，且不泛意识方面的因素，但它们仍很有市场；原因在于，这里确实存在有解释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讨论。出于对总体的善的考虑，密尔提倡权威和集体行为，他究竟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界定其自由学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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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迈尔法的作品颇具煽动性和挑战性。他对密尔做了与上大不相同的批评。她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其保守的立场出发来反对密尔的（Himmelfarb, 1974）。她对待密尔的态度与在美国流行的、强烈地反对“自由主义”的保守思潮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类批评家来说，密尔所信奉的“发达自由主义”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并不健全的自由。它无视传统和权威，与肤浅、刻溥的理性主义牵手为伍；它所梦想的平等危险而不切实际。
约瑟夫•汉保和韦莫•肯道尔对密尔的批判与希迈尔法的大同小异（Hamburger, 1976, pp, 114-24; Willmore Kendall, 1975, pp, 157-65）。希迈尔法试图通过她的批判和解释来拯救密尔思想中有价值的那一小部分遗产。她认为，密尔在18世纪30年代的那段“保守”时光才最能代表他的思想。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时代的精神”、“文明”，论托克维尔、边沁、柯勒律治等文章，标志着他对内含于边沁功利主义当中的那些粗糙成分的发展和改善。这个意义上的密尔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承认必须在自由与律条、个体的需求与群体的需求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但到了40年代，密尔又在摇摆徘徊中退回到他年青时代的粗俗和浅薄。原因何在呢？一切都起因于那个不讨人喜欢、教条武断、媚俗平庸的哈瑞特•泰勒，“毫无疑问，这是受她影响产生的恶果......”（Himmelfarb, 1962, p. x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