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密尔是西方史上的一位转折性的人物，西(3)
2014-03-10 01:12
导读：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希迈尔法认为，密尔是在哈瑞特的劝服下，告别他对激进教条主义宽容的折衷立场，违心地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哈瑞特将自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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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迈尔法认为，密尔是在哈瑞特的劝服下，告别他对激进教条主义宽容的折衷立场，违心地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哈瑞特将自己对女权主义所怀有的激情灌输给密尔。这直接促生了密尔《论自由》中的极端、绝对自由主义。效用的道德属性不足以导致他对女权主义的拥戴。有些妇女，也可能是大多数妇女，满足于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当然，完全的自由可能隐含着对妇女的解放。在哈瑞特去世以后，正如他的《代议制政府》所展现的那样，密尔又再次返回到他在30年代持有的立场；他思想丰富、气宇慷慨、心胸宽宏。在希迈尔法看来，《论自由》是一部低劣之作，它的主题与催生20世纪60年代泛滥于大学校园中的激进主义的那些思想不无二致。
希迈尔法的有些解释很快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认为《论自由》较之于密尔的其它作品来说平庸、低劣，这种说法太难以令人信服，无助于密尔的研究；因为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密尔作为一名经典作家的地位。认为密尔在哈瑞特去世以后又返回到较为保守的立场，这一观点对于读过密尔在生命最后十年所留下的信件和
演讲稿的人来说更不具有说服力。准确地来说，事实正好相反：在哈瑞特仍健在的时候，密尔对民主的疑虑更为浓郁，只是后来，尤其是有了对保守主义在下院的切身体验之后，他才在政治和社会立场上变得更为激进(Wolfe, 1975, pp. 42, 51-60)。
人们除过围绕密尔的思想进行广泛地争论外，还就他做人及生平也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他在议会的那段经历为他的人生叙写了一页辉煌，还是徒写了一个败笔？当公民选举权得到扩大，使得普选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放弃了他在威斯敏斯特时期所持的激进立场呢？他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呢？密尔的研究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在他那讽刺性文本后面所潜藏的真意；密尔是一位大好人，但莱斯利•斯蒂芬在英国名人词典中却是这样勾画密尔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我看来，他的情感象女性一样脆弱；敏感有余而男子汉应有的那种厚重却严重不足……。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温柔谦恭成就了最为杰出的女性，而不是什么创造力。如我所言，密尔的同化能力（power of assimilation）成就了密尔显赫声名。作为教师，谁都期望自己的学生具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密尔象女人一样，以超乎想象的谨持和严肃看待周围的事物，甚至也这样去看待哲学家们：他完全没有日常生活所需的幽默；话可能得说得有点不好听，这是十足的女人气质(Stephen, 1912, p. 72)。
古板、冷漠，学究，性冷淡，妻管严，自命不凡、缺乏幽默，这就是人们对密尔的写照。有人可能会对此做出如下解释，人们一向不大喜欢那些向他们说教布道之人，而密尔无疑正是这样的道学家和说教者。也有人可能会认为，密尔抱怨英国人不大愿意相信那些声称并非出于一己之利而写作的人。他的这种抱怨没错。
更具
戏剧性的是，连心理史学也不放过密尔。这方面尤以布鲁斯•马丽诗笔下的密尔为最 (Mzalish, 1975; Glassman, 1985)。密尔在其《自传》中讲述了所受对他的压抑、父子俩紧张而密切的关系，但对他的母亲却始终只字不提。这些叙述授人以柄。格兰斯曼认为，密尔的成长过程“残酷而非人化”，“很少有父亲会以这样严肃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使得密尔过着一种“极其不幸的生活”。密尔自陈，当他在翻阅了马蒙泰尔的《文集》之后，他开始走出开始于1826年的那种精神郁闷。这本书叙述的是，主人公的父亲谢世，年幼的他告诉家人“他将成为他们的希望，将为他们提供他们曾经失去的一切”（CW, vol. I, p. 145）。密尔被这些文字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从中获得极大的解脱；他发现自己的情感并未枯竭。半道出身的弗洛尹德主义者抓住这一点不放，并就此认为，密尔有一种无意识的俄狄浦斯冲动――弑父娶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密尔的内心有一种倒置的俄狄浦情结，即幻想着弑母嫁父。我赞同赖安对这两种“粗俗、无聊”看法的斥蔑：“到目前为止，所有企图从心理传记学角度对詹姆斯和斯图亚特•密尔进行研究的文章是如此的低劣和可笑，以至于人们羞于去阅读和评论它们”(Ryan, 1991, p. 121)。但是，除过弗洛尹德式的解释之外,还有其他几点争议：他所受的教育真是那么苦不堪言，非同寻常吗？他内心的酸楚与情感的创伤影响着他的哲学吗？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对于密尔的研究来说，最新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源于研究思想史中兴起的各种新方法。这些方法沿续着此前曾提到过的“解释学”转向。后结构主义提醒人们注意研究语言或话语，以及那些影响着文本理解的思想传统或范式。J. G. A. 皮考可的“古典的共和范式”(clasical republican paradigm) (Pocock, 1975)是应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一方法的流行促使思想史家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本背景塑造了密尔的思想？很显然，他的《自传》为人们做出了清晰的回答：发生在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并交织和夹杂着边沁的哲学激进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德国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现代法国的哲学史和
社会学，如圣•西蒙、孔德、基佐和托克维尔等。
这里明显有一个难题；密尔声称，在他看来，边沁主义的抽象、非历史模式得到了法国思想家们的校正，并使他本人认识到了历史的多元性与相对性。他们使他明白，不能抽象地认为民主就是善的：恰当的问法应该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适合于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地区。但正如思想史家们所说，这种“历史的”方法早在十八世纪就成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并展现在密尔少年时期所读的书本当中。那么密尔为什么要将他自己置身于法国话语的语境当中，而不是英国的话语系统当中呢？据说原因在于他对英国的话语系统有一种说不清的厌恶，并喜欢将他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局外人；但事实上，作为主宰当时话语的英国辉格党这一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对其心灵的塑造更胜于他自己所认定的法国话语(Collini, Winch & Burrow, 1983; Burrow, 1988)。沿着这一思路，最近出版的大部分著作致力于把密尔与十九世纪知识份子、政治家们的言语对话联系在一起；这些知识份子与政治家们通过各种评论性杂志和伦敦的各种俱乐部进行互相交流；利他主义及其道德力量构成了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Collini, 1991)。这一方法使得对密尔文本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但也引出新的问题，那就是与密尔本人的自我认识相抵制，因此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Hamburger,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