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是《易(2)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在对器的观念史及哲学意义作进一步的反思前, 需要有新的分类概念。本文的尝试是, 把器分为实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三大范畴。所谓实用性的器, 就是孔子所说的“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之器, 即发展生产、方便生活的工具或用具。功能性的器, 可以举度量衡、货币与文字。尺、斗、钧, 是度量衡。古代货币先是贝壳、玉石, 以后是金银, 都是人加工过的物品。文字最早也是通过硬质材料雕刻出来的, 如甲骨文。功能性的器品种不多, 对生活的作用是间接的。但没有它, 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行。象征性的器, 指用以代表其他观念的器物。器物与其所代表的观念的关系, 主要不是基于器的物理作用, 而是联想性的,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礼器。借助这个分类, 我们或许能从器系统的结构探索传统思想文化的某种对应关系, 提出文化哲学的新课题。

　　二、诸子观器

　　先秦诸子百家对器有很多论述,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传诗书礼乐的儒家。孔子重礼, 自然重器, 主要是礼器之器。其自白说: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 (《论语·卫灵公》) 俎豆系祭祀用的器皿。孔子对定制的讲究, 是同坚守礼的立场相联系的。《左传·成公二年》载: 卫国为报答新筑出兵相救之恩, 在赏邑被辞的情况下, 接受了对方“曲县、繁缨以朝”这种越礼的要求。孔子得知后表示惋惜, 并表达“唯名与器, 不可以假人”的政治观点。认为名号、威信同礼器

　　(曲县、繁缨) 三者相联系, 统一于礼。而礼又同义、利及民心相联系, 是政治的基础。礼之施行, 既要守形式, 但又不能只是形式。故孔子曰: “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

　　(《论语·季氏》)老人家最后把是否守礼, 或者说器的使用是否正当, 提到政治上划分有道、无道的高度: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同上)

　　不过, 更能体现孔子论器的特点的, 是他以器论人的言论。下面是常为人道及的三则语录: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 “管仲俭乎?”曰: “管氏有三归, 官事不摄, 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 “邦君树塞门, 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 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 孰不知礼?” (《论语·八佾》)

　　　　子曰: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子贡问曰: “赐也何如?”子曰: “女, 器也。”曰: “何器也?”曰: “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首先, 说管仲器小, 不是因为其在礼仪上节俭, 相反, 是因其奢华而越礼。可见, 对人是否成器的衡量, 是以其行为是否知礼为准的。器之大小同人的眼界、胸怀之宽窄相关。其次, “君子不器”, 莫非器大也不要? 《集解》曰: “器者各周于用, 至于君子, 无所不施。”依此, 这个器不是礼器, 而是日用器械, 正如舟车不能互代, 各有各的作用与局限。而成君子不是成为某种工具, 它本身就是目的、价值。前面对实用器与象征器的区分对理解它很有帮助。第三则最有意思, 孔子当面评子贡, 不说其器大器小或器重器轻, 而是用特定的礼器“瑚琏”作喻。所喻之意孔子没点破, 子贡也没再追问, 大概师徒俩心知肚明。《集解》称其为“宗庙之器贵者”。朱熹则说: “器者, 有用之成材。夏曰瑚, 商曰琏, 周曰簠簋, 皆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 器之贵重而华美者。”朱注在贵重之外增言华美, 表面上抬高评价, 但从子贡能言善辩, 而孔子贬“巧言令色”、倡“刚毅木讷”来看, 朱熹的说法藏有玄机。这是借器喻德的艺术。

　　孔子借器论人, 其实是鼓励弟子通过自我修养而成为君子。君子在德不在位。孔子赞赏子贡引《诗》“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说明人格修养不断提升的必要, 道理就是把人的成长看作不断琢磨成器的过程。“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 韫椟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子曰: ‘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 ’” (《论语·子罕》)子贡还报孔子以器(美玉), 孔子也不妄自菲薄, 欣然接受。成大器得发挥大作用, 自然应待价而沽。后世论人多用器字, 如器宇、器局、器量、器度、器能、器识、器重等等, 与孔子的强调不无关系。

　　儒、墨、道对比, 三家器观各具特色。

　　墨子包括整个墨家团队, 都是制器、操器的能手。孔子自称“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同上), 按说也能操农工之器才对, 但他并没鼓励学生在这方面下功夫。弟子有成就的领域, 无非是德行、语言、政事、文学等。孔门弟子也重器, 但不是工具之器, 而是礼器。而礼器的滥用, 恰恰是墨子所攻击的, 《节葬》、《非乐》就是代表作: “今王公大人之葬埋则异于此, 必大棺中棺, 革革贵三操, 璧玉即具, 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 大鞅万领, 舆马女乐皆具。日必捶涂, 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 靡民之财, 不可胜计者也。” (《墨子·节葬下》) “子墨子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 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 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榭邃野之居, 以为不安也。”“此夺民衣食之财, 仁者弗为也。” (《墨子·非乐上》)无论节葬还是非乐, 墨子的目的都是为了节用。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节用可以利民。孔子也真心倡导德政, 但贵族的后裔对祖先钟鸣鼎食的风尚仍然念兹在兹。而那个时代的制器或操器者, 却往往只是操劳者而非享受者。故《庄子·天下》说墨者“多以裘褐为衣, 以屐 为服, 日夜不休, 以自苦为极”。所以墨要非儒, 因为两家的器识大不相同。

　　道家反器, 从老子开始就很明显: “夫兵者, 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 (《老子》第三十一章) “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 人多利器, 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 (《老子》第五十七章) 无论神器、利器, 舟舆、甲兵, 统统在其所反之列。在老子看来, 正是器的出现导致社会的混乱与道德的堕落。庄子反器的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 但更微妙有趣。《庄子·天地》有一则子贡与圃者争论是否要用机械手段打水的对话。作者借圃者之口, 对机械化的追求展开批判, 认定“有机械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关心的不是工作的效率, 而是精神的品质。有意思的是, 被教训的对象不是别人, 而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依文献所载, 子贡能言善辩, 足智多谋, 官至大夫且富可敌国, 这种成功人士, 正是富于机心的人物。而且子贡还被孔子以“器”称许。以子贡为靶子, 矛头同时指向孔子。有意思的是, 《庄子》虽不重器, 却非常重技。如庖丁的解牛、轮扁的斫轮、匠人的运斤等等, 都因技而非器得到表扬。对这种神乎其技的推崇, 恰好是轻器的表现。庄子与老子一样, 既反礼器, 又轻工器, 自然是以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为理想。换句话说, 反朴归真即是主张弃器的生活, 尽管实际上起码的劳动工具还是离不开的。此外, 这种离群避世的隐者, 还得有特异的本领。儒家重器, 特别是礼器。墨家重工器, 却轻礼器。道家是既拒礼器, 又轻工器。三家对器的态度, 正是各自对文明的基本立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