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清平先生在批判孔孟儒学的基础之上，提(3)
2014-04-14 02:21
导读：可以看出，后儒家就是一整套的形而上学建构。虽然在刘先生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影子，但是像“恻隐仁爱本根至上”这样的说法
可以看出，后儒家就是一整套的形而上学建构。虽然在刘先生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影子，但是像“恻隐仁爱本根至上”这样的说法，就是以恻隐仁爱作为基础，去建构后儒家这样的形而上学。不仅如此，刘先生所要解构的传统儒家，也是一套形而上学建构，不过这是他个人的理解，儒家是否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另当别论。然而，无论是以恻隐仁爱还是血缘亲情为基础，都要考虑到：基础之为基础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形而上学的基础就不可靠，基础有问题，大厦就没有建起来的可能。这也意味着刘先生并没有所谓“后现代”的视域，而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框架中纠缠不休，而且对柏拉图、康德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理解也大有问题。
三
刘先生在孔子2000网2003年7月3日的一个帖子说，他在集中从事孔孟儒学研究的七年中，开始四年主要着重于批判孔孟儒学，最近三年则试图在继续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后儒家”构想；但在这两个阶段上，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采取“学理辨析”的批判性思路。批判的思路确实没变，但从“学理辨析”的角度来说，他改变了一个关键词的用法，这个关键词就是：普遍主义。在他批判孔孟儒学的时候，他说：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的道德理性精神，而道德理性总是建立在认知理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儒家没有认知理性的精神，所以儒家没有道德理性的精神。这也就是说，儒家没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在他的“后儒家”构想中，却说儒家的仁爱情理精神是普遍主义理论架构。这有点前后矛盾。因为根据他的论证，仁爱情理精神不是道德理性精神，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刘先生从儒家没有理论理性的精神，推出儒家没有道德理性精神，这个推理缺乏论证，而且很难说得通，退一步说，这个推理即使成立，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康德那里，是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目的是为信仰留地盘；牟宗三也是道德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在以后现代话语为背景重建“理性”的哈贝马斯那里，它们则是平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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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对“理性”(reason)的理解失之简单。对“理性”的理解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英国人的定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推理所用的工具不是只有逻辑，西方凭借的是逻辑(logic)；印度用的是因明，中国则有自己的名学。英国人如此定义“理性”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不了解逻辑以外的推理工具。而且，即使在西方世界，思想家们对理性的定义也是丰富多彩的，就算同一个人的用法也有不同，以不列颠百科全书这种普及性读物的定义为标准，这种做法，本身已落了下乘，刘先生如果想要原创，就应该对“理性”有自己的理解和说明。
问题四，后儒家颠覆传统儒家特殊性血缘亲情本根至上，弘扬儒家传统中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如果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与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相互抵牾，特殊性血缘亲情本根至上，会滋生腐败，导致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不能流畅贯通的话，反过来，真的如其所愿，让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本根至上，那么又如何保证这种普遍性人际情感不会戕害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呢?
以上是顺着刘先生的思路，就其所认同的核心观念提出的几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刘先生后儒家构想的本意是为了应对后现代，也看到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可是他应对后现代的核心观念却是现代性的，这真的成了一个悖论。像“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的道德理性精神”这样的观念，就是典型的两方“现代性”观念，不过是康德式的“理性为人类自身立法”的翻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这正是两方后现代思潮所要批判和彻底解构的。要应对后现代首先就要应对它的核心观念，如果刘先生正面应对的话，可能会碰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成为一个真正原创的思想者。毕竟，一个学者穷十余年之力构建一个体系，也绝非易事。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另外，刘先生在批判孔孟儒学的时候，他的核心观念基本都属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从理性到认知理性、道德理性的理解；再到现代性、现代化的模式；甚至对后现代的言说，都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其实，像世界伦理、现代性是否有普适性、现代化是否只有一个模式等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在探讨之中。这且不说，关键是刘先生又把这些观念带进了后儒家构想之中，这与他弘扬儒家传统的思想好像有点背离。
目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机遇。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在给人类带来正面价值和新的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西方的现代性思想遭遇到后现代的批判和反思。应对后现代的问题，是一个有着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后儒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一个本来很有意义的话题，为什么会引得聚讼纷纭，批评如潮而支持者寡呢?原因可能还不在于后儒家的“创新”，而在于刘先生对儒家传统的解读。依个人浅见，后儒家对儒家传统的解读失之简单，有暴力解读的嫌疑。他认为：儒家的核心精神就是所谓“血亲情理”精神。而且“孔子和孟子不仅赋予了‘血亲情理’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赋予了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试图将它置于人们的行为活动应该遵循的其他一切准则之上，使之成为其他一切准则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最高原则。”这源于他把儒家传统抽象成了一个对子，认为儒家本身既有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又有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也就是说，儒家既有特殊主义的内容，又有普遍主义的成分。这样简单抽象的结果，就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搅混在一起。
首先，恻隐与仁爱的普遍性是不相同的，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是说作为有情生命的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先于经验的仁爱情感之根源，仅此而已。而仁爱的普遍性则要复杂得多，有不同的层次，在伦理学的层面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从政治方面讲，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说，仁爱还必须爱物，在哲学的层面上，有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几个不同层面本来是一气贯通的，孝悌乃为仁之本，是仁爱情感的发端萌芽处，由此特殊性的孝悌之情开始，培养出“泛爱众”的普遍性仁爱情感，然后用政治手段“行义以达其道”，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目的，而且仁民还需爱物，因为无物则无所谓人，张载所谓“民胞物与”正是此意，安顿好物与人，就达成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退一步讲，即使把慈孝友悌与恻隐仁爱都归入伦理学的范围，那也很清楚，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是私德，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是公德，只要人们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这两者也不会相互抵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