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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反古思潮的“反古”批判[1] 摘要 ：在(10)

2014-04-29 01:30

[27] 反古也就是追问并追究导致国势衰微的社会责任。

[28] 也需要解释的是，为了表述方便，这里的从此在到主体，从打交道方式到主体的活动方式，是从源始到派生的言说方式的转换。

[29] 我在另文中把各种活动方式之间的非必然可能的关系表达为“断然分离”，这如同德性与权力的关系。而各种方式之间的活生生的敞开性，乃是“时遇”。参见邓曦泽：《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牟宗三没有理清的关系》，载《文化中国》（加拿大，中文季刊）2004年第1期。此文后经修改，再以《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为标题刊载《史》2004年第2期。

[30] 这就进一步回答了前提1的三分法为什么在产品（存在者）和方式两个基本概念下都不能成立。

[31] 这里的主体、对象、客体这些说法都是不够妥当的，姑且这样说。

[32] 例如，如果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优秀的，而“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恶劣的（虽然《红楼梦》中的女子很有才，曹雪芹也没有承认“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我们择前者而从之，择后者而改之，不就得了吗？并且就事实看，我们已经择后者而改之了，男女已经都有同样的受权利了。

[33] 关于思想资源如何以“询问－应答－行动”的生活结构发生作用，参见邓曦泽：《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载“2000”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lzgzxdwyyx.htm），以及“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01%20zong%20lun/zhongzhe%20wu%20yiyi.htm）。

[34]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35]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今天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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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该由谁来负责？郭齐勇说：“今天，徇情枉法、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所以公行，有今天的、、、、思想、制度、状况、氛围、个人修养、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多重原因，不能由上的孔孟儒学来承担责任……那时推卸今人的责任”，如果总是怨天尤人，而不反求诸己，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参见郭齐勇：《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见郭齐勇主编：《争鸣集》，第19页，湖北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36] 再一次强调的是：作为理论的儒学本身并不能使任何人犯错误或者做好事——理论不能自行说话。如果说儒学是一种理论武器（按照马克思《〈黑格尔法批判〉导言》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那么，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武器不能自行开火。其二，武器既可以成为统治者的武器，也可以成为人民的武器。所以，把矛头针对武器而不针对使用主体，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37] 《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的辕固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就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的争论，可以看出，同为学者，对同一事件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评价，而各自“为什么”作出评价的旨归和“如何”作出评价的方式都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学者对理论的不同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关键的不是理论在说什么，而是读者“为什么”和“如何”解释（理解、分析、裁判、选择）。因此，归咎于某种理论，完全没有发现问题的本质。

[38]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解读史班之论，与本文相关的，需要明白：第一，儒学之旨归，乃忧患和关怀天下。“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即助勖治国平天下，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务为治者也”一致。第二，儒学之大义，后学有所乖离，此惑者之失。第三，更严重的是，有学者曲学阿世，随时抑扬，此辟儒之患。辟者与辟儒，就是帮凶。这已说明，问题不是出在儒学本身，而是出在主体：惑者和辟者（或辟儒），尤其是辟儒。既然有辟儒，也就有辟道、辟佛、辟基督、辟哲学等等。是故，何加罪于儒学焉？

[39] 注意，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在乱德害生的情况下，统治者才是压迫者。也只有某些学者助纣为虐时，才是帮凶。

[40] 按照反古者的帮凶，那么，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尼采哲学就是工具，就是帮凶；在处死苏格拉底的中，就是工具，就是帮凶，民众以民主杀人；美国到处侵略、扩张，基督教就是工具，就是帮凶；美国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乃至侵略他国，民主理论、人权理论就是工具，就是帮凶；在鸦片战争中，自由贸易理论就是英国入侵中国的工具，就是帮凶；在西方的扩张中，基督教和就是工具，就是帮凶！反古者为什么没有思考这些现象及其中隐藏的问题？

[41] 因此，一定不能按照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的看法而把儒学理解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把儒学命名为意识形态，那么，它也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而为之服务，也可以被被统治阶级利用而为之服务，因此儒学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公共思想资源。是故，那种把儒学仅仅看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之为统治阶级的帮凶，从而批判、攻击、反对儒学的思想，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42] 本文关于儒学被利用、儒学具有天然合法性、儒学作为公共思想资源、自我批判与生活批判、革命者与造反者的区别等内容，在笔者的即将正式刊出的文章（《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中也有所论及。

参考文献：（先列古籍。其余按照文献名称之音序排列）;

[1]古籍：《论语》、《史记》、《汉书》、《孟子字义疏证》（清、戴震）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2版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

[4]牟宗三：《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见《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修订第3版

[5]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1版

[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7]陈志让：《甲午战后产生的中国人反中国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