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2)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2.2　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学」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如吴虞、陈独秀等人对家族制度与****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如果说他们是在文化传统的积淀中去寻找现实积弱积弊的因由的话，「战国策派」也同样如此。「战国策派」认为，「中国文化，的确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无国族，享乐主义，遁世主义，守旧主义，贪污的传统，重文轻武的风气，懒惰，敷衍，不紧张，不认真的态度，没有团结精神，对公益事业不热心，这样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华民族不改变这种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30、「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迫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31，「不但是对中国文化过去的历程求个认识，并且还可以于过去的认识中想法来控制我们文化的动力以企图一个新未来的创造」32、「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竞争力」33。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要客观冷静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说，他们是拿出做学问的工夫来分析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学术专着。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更多是从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它与个人经验联系密切，如胡适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34。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开拓工作的艰巨性而倾向于前一方面，「战国策」则相对偏重于后一方面，但两者都意图「培养出一个健康地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35。

　　「战国策派」认为，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的束缚性已因时代的大变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绍、一切事业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渐减削其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36。在中国谈改造运动需要「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37，「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38。所以才有了「战国策派」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39、〈五伦观念的新检讨〉40、〈中西人风格之一比较〉41、〈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 42、〈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43、〈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44、〈官僚传统──皇权之花〉45、〈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 46、〈无兵的文化〉47、〈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48、〈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关注。在这些充满思想和锐气的文字里，我们常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子。如陈独秀〈除三害〉51、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52是可以与「战国策派」诸文章互相参照着读的，关注则一，然深浅立现。其他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与其说是由于儒学，不如说是由于道家」 53，也极类鲁迅「中国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说。

　　 真正的不同还在于，「战国策派」有较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从德国文化中学来的「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由「文化形态史观」，得出「战国时代重演」的结论，所以要求恢复国民在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气质，要去历史中寻找当日的「贵士传统」怎样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治腐败外敌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甚至许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在政治、伦理、哲学和文学等方面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55。「战国策派」成员之间的些微歧异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众声喧哗比起来，简直都算不了甚么。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几代人的梦想：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化的再造繁荣。当然，时局的危急使得他们的呼声显得急迫地多。　　实际上，「战国策派」始终都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影子。以「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 「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为例，「新文化运动」在较早些时候，尤其是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确实是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56。可是不久发生的山东问题就迫使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种就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他解释说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