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以其理论上强烈的德国色彩和立论的锋芒大胆而给人一种非主流文化派别的印象，在当时和以后都倍受瞩目和争议。在此，笔者想大致探讨一下「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他们的文化追求，以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关注这个大家还比较陌生的文化派别。

　　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为了早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同样走上了内外求索的文化探寻之路。即陈铨所讲的「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应当??弃坏的，保全好的，那么我们就不啻无形中承认，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镜。外来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　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社会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目前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五四运动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