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到“中国哲学”(2)

    从“启蒙哲学”到“学院哲学”，这种仰慕逐渐由思想情绪的宣泄变成了切实的学术行动，大规模的“哲学”建设工程由此开始。1884年，学院派的奠基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被派往德国学习，携回大量的德国观念论著作和黑格尔后学的哲学史知识，［8］在东京大学开设“东洋哲学”课程，揭开了东方（中日）思想叙述之学科化的序幕。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下，井上用“哲学”的理念和规则来整理东方的思想资料，先后写出了《日本阳明学派的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的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的哲学》（1906年）等书，全面开启了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方法来研究中日传统思想的欧化理路。同时，学院派哲学家们还清算了启蒙时期“实学”的实证主义哲学，致力于“纯正哲学”的形而上建设，将德国唯心论哲学的移植与东西方文化的综合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为后续具有普遍哲学形式的本土化体系的产生（如西田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日本相比，中国接受欧洲形态之“哲学”的历史大约晚了30年左右。直到1905年前后，“哲学”译名才获得了身份的合法性，替代“理学”等旧名而流传之。“中国哲学”作为课程在北京大学开设，是1914年以后的事情。用西方哲学框架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术著作之出现，以及学院化的“哲学”体制之建设，也要晚得多。除了步日本之后尘的种种相似性之外，中国接受“哲学”的过程又表现出了以下特点：一是间接输入。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 年）一文中早就指出：“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9］当时日本或委派留学生赴德，或聘请西方哲学家来日，与“ 哲学”的接触是直接的。［10］而中国则基本上是从日本转手，既无往学，也无来教，只能间接地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和接受西方的哲学。二是启蒙思想的长久影响。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启蒙哲学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也打开了国人容纳和理解西方之学的心扉。长久以来，“哲学”被视为是开启民智的工具，对哲学的社会改造功能寄望甚厚。这就使得学院派不可能发起对进化论哲学的反省与批判，而学院哲学的建设也就分外的艰难。这同日本“学院哲学”取代“启蒙哲学”的情景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在中国也不一定能清晰地划分出这样两个阶段来。三是“中国哲学”的专业化建构以英美实在论形态的哲学观之影响为主轴。在胡适、冯友兰之前，虽有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做的建设工作比较地接近于德国观念论一系，但他们没有完成学科化的“哲学”范式之移植，只留下了一些零星的材料。［11］而现代学术型的“中国哲学”之表达范式，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之后，才宣告完成的。后来的新儒家诸哲，大力纠正实在论之偏，全力引介和消化德国观念论形态的哲学观（如黑格尔之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康德之于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等），已多少带有“补课”的性质。四是移植过程中的不断变形和创造性转化。从一开始，“哲学”可能就在被“误读”：隐匿掉了一些东西，放大了某些部分。使其面貌长期处在一种朦胧状态，为后续的各种需要和解释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种情形，日本不能说没有，但中国尤甚。它一方面表现了中华文明根基深厚的涵化能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也阻隔着我们真正进入到西方的心灵。

 二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学习和移植之后，西方哲学不但牢牢地扎根中土，而且也帮助我们获得了对自己传统思想的新的表达形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哲学”。实际上，在“哲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哲学”的谋划和建构也就开始了。经过不断的查验、比较、想象和调适，因经学解构和传统学术体系塌散而呈裸露状的中国思想之碎片重又聚拢在一起，穿“衣”戴“帽”，打扮一番，以“哲学”的名份闪亮登场。张岱年先生在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曾认真思考过这一命名的可能性。他将“哲学”分为专名和类称两种情形。就专名言，中国思想不可以称哲学；而就类称看，“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12］所以，把中国思想纳入到广义的哲学里面去，并无不妥。张先生的这一看法，长期以来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如果从广义上说，中国思想可以称之为哲学，那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也就算是消解掉了。表面看，立此广狭二义，应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追问，所据道理甚明，似乎已无需再费口舌。但“哲学”究竟是什么？中国人所定义的“哲学”是否就是西方文化中的那件物事？这些问题可能见仁见智，永远争不出个头绪来。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去直接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而是看现有的“中国哲学”是怎样的一个系统，它是如何绾结和表达的，它的可能性的依据何在？如此一来，问题就立刻显现出来。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3］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亦表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4］所以，胡适仿照西方哲学史通行的分类方法，将中国思想切割成了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六大板块。而冯友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化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三分框架，将这一依样画葫芦式的范型最终确定下来。有了框架，然后便是按图索骥，以西方哲学的观念和哲学家标准搜寻或者剪裁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相关的思想材料，排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些经圈定后的“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也随之被体系化和格式化了，往往是千人一面。而中国特有的思想观念和范畴，则按照相似归类的原则，被依次排比到既定的框架结构之中，成为能与西方哲学名词进行参比和互释的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