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到“中国哲学”(3)

    显然，这样的“中国哲学”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本然面貌，不但在形式构成上是属于人为加工、有意造作的仿制品，就是具体的内容也因经过有色眼镜的选材和西方观念的处理而变的难以琢磨了。正像金岳霖所说的，它是发现于中国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不是“中国哲学的史”。［15］也就是说，它是在设定了西方哲学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前提之下，依照了这样一种“一般哲学”的观念，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材料进行拣择、淘漉、转释和重构的结果。按道理来讲，既然是“发现”的过程，那就带有寻找和揭示的意思，被搜寻的对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一旦设定了“中国哲学”的成立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前提之后，“发现”便具有了某种强制性，带上了一丝霸气。也就是说，你有得有没有也得有，甚至不惜于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这样一来，中国有没有“哲学 ”的问题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样使中国拥有这样的“哲学”。于是乎，大大小小的西方哲学体系就变成了仿效的典范，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哲学方法则显尽灵光，一一拿来，纷纷试过，看是不是能套得上去，就像是量体裁衣的一幅模板。最后，中国思想只落得个材料的身份，而“中国哲学”的建构本身也就成了剪裁和拼装的竞技——看谁能拿得出更符合“一般哲学”的衣装。

就实质而言，“中国哲学”这套新装不是为中国人而做——不管你合身与否，而是为了愉悦西方人的眼目，使他们能够体味到自家哲学的普遍性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快感。但吊诡的是，为了说明中国有“哲学”、证成“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必须要大开“哲学”的门户、放宽“哲学”的尺度，这样才能容纳得了更多的内容，搜罗得到足够的能成气候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主要是期望），又往往是出以己意，远远地突破了纯正的西方哲学的框限，把漫无边际、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大词作为“哲学”的基本定语，以便能把“中国哲学”的大厦建设得更宏富些。这样一来，“哲学”对于西方人反而变得陌生起来：这是我们的“哲学”吗？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成立给西方所带来的一点麻烦和困惑。固然，西方哲学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形态的变异和发展，也曾有过包罗一切知识、为众多科学之母的泛化状态。就是在今天，“哲学”作为一种凡俗的、广义的人生智慧之定位和理解，在西方也未尝不能被接受。但是别忘了，一个世纪以来传入东亚地区的“哲学”，不仅仅是些浮泛的观念和零碎的话头，而是一整套的建制和规训，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了的现代学术形态，是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的永久性的制度结构。这套制度结构完全是近代科学的产物，社会知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在经受了科学精神的洗礼、具有了准科学的姿态和准入条件之后，才被确定下来的。而“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16］正是经过向科学的靠拢和实证精神的洗礼，“哲学”才获得了它的合法性，好不容易挤进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从井上哲次郎到胡适、冯友兰，他们所苦心营建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 哲学”史，虽说是非西方的，但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严格对应和认真临摹，因而是一种具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一般化的泛泛的理解。所以，当我们拷问“中国哲学”何以成立之时，这就成为一个基本的话语背景，也是能够使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得以深入下去的首要前提。

既然“中国哲学”是“依傍”而生、“临摹”而有，那就必然是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彻底地落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它的直接后果是民族精神的隐匿化，思想系统的散乱化，自家叙事功能的衰竭和普遍的失语状态。面对如此沉重的危机，再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相辩，出于民族自尊而勉强首肯，以宽慰己心，那不是太过浮浅了吗？半个世纪以前，先哲们为“哲学”的荣誉而疾呼，为“哲学”的尊严而抗辩，为我们的民族能拥有“哲学”而心香祈求、据理以争，此志可鉴，此情可感！但跨越了几代人之后，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反省、是挖掘出此问题更深层面的东西，而不是继续站在原地，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有”还是“没有”。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焦虑和思考，在当下并不是老问题的简单重现，而是面对新的时代环境和东西方文化格局的变化所逼显出来的新话题。它的关切点在于反思“中国哲学”的建构历程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后续影响和消除的办法，以及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之上怎样地去改变与发展、脱困与开境等等，其意向之深度是以前所没有的，面向未来的姿态也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的多。

 三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它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正像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的：“后殖民性代表了一种对真实渴望所做出的回应，由于旧的范式已经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人们急需解决理解上的危机。”［17］仿效西方而成的“中国哲学”架构和临摹式的思想表达方式，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中国心灵的舒展，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很难在西方式的叙事框架之中得到有效的表现。按照所谓“普遍哲学”的要求提拈出来的问题，或因资源匮乏而尽显其短，或因情景有别而难尽其长，使得一部漫长的中国思想历史好像是一只原地打转的陀螺。这正应合了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所下的“非历史性的历史”、“人类精神的童年”之类的判词。［18］面对这样一种身份尴尬和叙事困境，我们亟需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上的欧化理路，对“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建构方式也须做个根本的清理，必须彻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有希望走出对西方模式之简单仿照的幽谷，改变掉“三千年素朴性”的定势形象。德里克曾分析了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三种普遍性：一是“全球都有欧美现代性的原则和文化存在”；二是“欧洲中心主义可以借助非欧美的机构播散”；三是共有的历史，即不能设想在欧美之外还有另外的普遍性。［19］西方之“哲学”向东方传播和移植的过程，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学科化形式的仿建，以及“中国哲学”的谋划和构造，无不反映着这些普遍性的真实存在和强大的支配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