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2)

审美的现代公共性，亦即平等又差异的个体之间的审美统一性及其先验人类学基础，在康德美学中获得经典表述。《判断力批判》鉴赏判断四个契机的二、四契机均以此为中心。第二契机的命题，“凡是那没有概念的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 ⑥ ，其关键词“普遍”是快适与审美区别所在:“前者只是作出私人的判断，后者则据称是作出了普适性的（公共的）判断” ⑦ 。个体的审美判断“相信自己会获得普遍的同意，并且要求每个人都赞同” ⑧ ，这不仅是“有权提出的一个要求” ⑨ ，而且“仿佛作为一种义务一样向每个人要求着” ⑩ 。审美判断的普遍适宜性包含着内在的必然规定:“美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11 。从鉴赏判断第四契机推导出的这一命题指向审美公共性（普遍性）的先天基础:“在我们由以宣判某物为美的一切判断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有别的意见;然而我们的判断却不是建立在概念上，而只是建立在我们的情感上的:所以我们不是把这种情感作为私人情感，而是作为共同的情感而置于基础的位置上”12 ;“比起健全知性来，鉴赏有更多的权利可以被称之为共通感;而审美［感性］判断力比智性的判断力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13 。审美判断的普遍（适宜）有效性与必然（适宜）有效性基于人类学的先天共通感，因而审美判断是一种先天判断。

审美判断普遍必然有效的公共性区别于前现代共同体的公共性，它是现代性的:

1）审美的普遍必然性与人类先天共通感基于现代个体独立人格的自主性判断。审美判断与认知及道德共同体现着启蒙的现代性原则:“1.自己思维;2. 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14 。因而，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是主体非追随仿效的“单一判断的普遍性”15 。

2）个体单称的审美判断对所有其他个体赞同的“要求”，并非强力逼迫，也非理性规则之他律，而是尊重他人自主决定的“期待”，“所以这种普遍同意只是一个理念”16 。康德强调，与理性认识及道德相比，审美共通感更能代表“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的非自我中心态17 。这种先于理性算计的“我—你”内在亲和理解，使审美成为现代公共交往乃至整个现代社会建构的理想典范18 ，审美共鸣甚至显示出后宗教的现代社会中审美的精神团契性质。

审美因而成为现代社会天然正当的沟通纽带与公共精神资源。

审美共通感的人类公共性系于超越个人、集团与阶级之上的形式美。然而，以形式美学著称的康德美学在区分“对美的经验性兴趣”与“对美的智 性兴趣”时，却呈现出深刻的分歧:对自然物存在本体之爱，高于对自然物形式美的鉴赏19 。在康德哲学中，前者径由自然目的论最终走向伦理神学，由此为整个现代美学留下了审美内容的空白，而与依托宗教—伦理内容的古代美学区分开来;后者则敞开了形式美鉴赏诸种复杂的现代社会经验形态:

1）现代形式美不仅是与古代宗教—伦理的分离，也是对现代认知与道德的抽离，而且是对源初的现代人文审美内容的抽离，后者作为非静观形式对象的活动，处于康德乃至现代美学主流（马克思与杜威等除外）视野之外20 。形式美鉴赏及其艺术（大写的Art或康德所谓“人工美”）的独立发展，以18世纪问世的拍卖行美术馆为标志，使美与艺术进入商品社会成为消费对象。恰恰是康德批评的“对美的经验性兴趣”亦即扮饰性审美，才愈渐成为现代审美文化的流行（时尚）形态。当代“人造美女”只是唯形式美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

2）审美判断虽然亲近认知（从而有所谓“以美引真”）与道德（从而有所谓“以美贮善”），但作为形式化判断，审美不承担客体认知与道德判断，从而会有对“金玉其外”的“败絮”商品或美貌的骗子情侣的错误判断。康德一再提及此种错误的可能性，同时又承认在此种错误的认知或道德判断中审美自身的有效性 21 。

3）虚假与邪恶的美貌有效，意味着审美价值可能被虚假与邪恶利用。审美天然亲和真善的人类共通感，在此利用中发生了价值逆转:虚假伪劣的商品利用审美天然的真实可靠感欺骗，邪恶依靠美感天然的正当感助威。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公共精神资源意义、审美的形式扮饰化（这本是审美的分蘖形态之一）与现代商业消费机制的结合及其畸形膨胀，这两方面共同支撑的审美时尚，在中国新资产阶级谋求社会认同背景下产生了复杂的意义。

三

今日中国民众进入豪华的精品专卖店，面对那些标价成千上万元的昂贵商品，首先唤起的是被拒斥的阶级对立意识:“这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个有钱阶级!”但这种对立的阶级意识几乎同时被商品精美的工艺、高贵的质地与典雅的风格所震慑悦服:“真美!”一种超出阶级对立之上的人类审美共通感，吸引观众在认同“共同美”的同时也接受了承载这“共同美”的阶级情趣理想与审美风格。继而，这已浸染着阶级色调的审美风格在昂贵价格与高雅之美的融合体支持下获得尊贵品位，它高踞于街头时尚金字塔之巅，甚至令人艳羡与自惭形秽。阶级审美风格袭用审美公共资源同化民众的感知方式，进而软化了社会正义感。审美风格在此呈现出它在审美时尚策动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价值导向地位22 。在“名车配美女”这一豪华靓丽的车展模式中，审美风格露骨地显示出了阶级背景。象征财富的名车与同时象征着性欲客体兼美丽化身的美女，以夸张的视觉形式与姿势代表着财富、欲望与美的结合，同时炫耀着新贵阶级占有美的欲望。

对美的占有在艺术品拍卖会中达到了抽象而纯粹的形态。无论是逐价攀升的竞争过程或是一锤定音的结果宣布，都具有高度象征的仪式意味。资产阶级以现代商业炒作的模式一遍遍演示对“美”的占有，以及艺术品在现代所达到的天价，都已不止是夸示财富或类同19世纪暴发户仿效贵族收藏的文化册封，而具有古代鼎器之争的严重意义。现代资产阶级问鼎艺术，透露出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性信仰性质:占有“美”成为现代社会权威正当合法性的文化象征。

对当代中国审美时尚策源机制的进一步意向性描述还表明，审美共通感之可能经由审美风格认同中介趋向社会认同感，还在于获得了今日中国最大意识形态——现代主义的社会心理支援。基于对极左时代的反拨，对个体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尊重、幸福享乐与物质消费的正当感，在“现代化”社会图景与更深层的“现代”进步主义历史观中均获得了比欧美更强烈的提升鼓励。物质消费享受的幸福观已是现代中国新资产阶级与民众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