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民本与民主(4)

戊戌变法时期思想最为激进的谭嗣同曾经说：“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8页）梁启超也曾说：《明夷待访录》“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他又说：《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明夷待访录》不仅影响了维新派，而且影响了革命党人。孙宝山博士新近在其学位论文中指出，孙中山曾把《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制成小册子，作为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品随身携带散发，并赠给日本友人南方雄楠。“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冯自由《革命逸史》，转引自孙宝山博士论文《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2006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当时“新青年”的思想局限。其实，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也可谓“接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讲的，如他在1915年所作《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主张“ 惟民主义”，他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可见，其民主思想并非与民本思想“背道而驰”，而是顺着或接着“民为邦本之说”讲的。五四运动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追求 “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里显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

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严复曾经说，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此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的，但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有重个体之自由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的缺陷。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以人民整体的利益为“体”，把此民本的价值观与自由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达到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则中国将建成比西方更优越的新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