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3)

    那么我们到底应如何解读“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呢？

    金岳霖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审读报告中早就提出了“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之间的分别，虽然金先生有具体的所指，但是我们可以将之看做是一种期待，即我们不应只是很外在地进行哲学范式套用，关键在于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将这个讨论视为 “伪问题”或“伪讨论”的极端性的说法。而是相反。我们认为之所以提出合法性的问题正是对中国哲学的前景存有深刻的忧虑的人的一种反思性的立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原有的知识处理系统出现危机之后，我们处于一种“典范转移”的复杂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实在论、前苏联式的唯物论诸如此来的思想模式来解释中国的传统，并建立起与传统割裂的解释范式，这样的结果是使我们难以对现实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更多的处于一种“哲学在中国”的状态之中，而不能在旧的范式崩溃之后建立起新的范式。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化约为“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知识论模式不必然地决定我们现在所应该或必然采用的思想模式。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而哲学所能提供的是对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问题的独特的解决，而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必然只能采取不同的回应的方式，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合理向度。

    熟悉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的人可能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的模式，从先秦诸子到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无论是关注的问题域还是思维模式均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及其转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虽然我们说朱熹或别的思想家是通过注释古代的经典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但即使是在思想****的时代，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对于经典的选择和重新注释来回应时代，而建立一种新的哲学。

    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采取何种思维方式来整理自己的传统，而在于能否能感受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哲学上的反应。过去的中国哲学是否存在或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就只是一种“哲学史 ”，哲学就退化为一种技术性活动，而不可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思考的基础。

    因此，我觉得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特别凸现了问题意识在哲学思考中的优先性，我们也应将讨论的重点由方法的可行性转变为对于时代的问题的关注，并对之进行哲学的反思，那么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呢？这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点，但归结起来是两类，一类是普遍性的，对于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观念，如现代性、环境、人性，而不是简单地抽取几句古人的话做“现代转化”，另一类属于“中国情景”。近年来对于简帛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或儒家制度化的研究，均是试图对中国的传统做知识性的分析，但这种分析均有明显的问题指向，其根本点是要为传统资源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寻找对接点。

    这样，哲学就会变成“中国的哲学”而不仅仅是“哲学在中国”。而多元化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寻求文化认同的策略而是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提供“一元”。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观念的时代，90年代是学术的时代，而我则愿意将21世纪的头10年看成是问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