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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源于“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注重“哲学中的问题”的哲学家,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相互关系,并由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问题中的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其二,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如何以“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性分歧,从根本上说,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核心主题与核心命题
马克思所要创建的“新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不仅关系到对“新世界”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新哲学”的理解。叶汝贤的文章(以下简称“叶文”)从探索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即“新世界”的“核心命题”入手,讨论了“新世界”与“新哲学”的关系。“叶文”提出,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正是马克思的“核心主题”。
关于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命题”,“叶文”提出和探索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究竟谁是谁的条件?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长期以来理论界未予深入讨论的问题。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对最根本的“哲学中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研究,也影响了对最重大的“问题中的哲学”即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叶文”提出,“《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所内蕴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于,它表明了人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中的存在方式,以及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所决定的人的发展状况。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社会主义是以“作为个人的个人”所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去代替“作为阶级的成员”的“虚假的共同体” 。“虚假的共同体”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因而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人发展的形式,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因而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叶文”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宣言》的“核心命题”,以及深入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义。但是,无论是从“哲学中的问题”的角度,还是从“问题中的哲学”的角度,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核心命题”、对于“ 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学术界仍有广阔的理论探讨的空间。
从“哲学中的问题”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困难阻碍我们对“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什么人们往往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否需要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人”、“历史”、“社会”、 “文化”、“发展”这些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在“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中,既包含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也包含着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文化、个人的独立性与依存性等更为深层的矛盾关系。人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总是被历史、文化所规范的,而“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对个人的“偏离”,即以普遍性的方式“消解”其个性。在对历史的文化内涵的反思中,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在我看来,正是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出发,马克思把他的哲学批判从“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转向“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深切地展开了他对“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