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马克思(2)

近代十八世纪法国的不少思想家，如爱尔维修(C·A·Helvetius)、霍尔巴赫(P·H·Holbach)等重又复兴了这条单纯地归结始基的思路，建构起被称作唯物主义(materialism)甚至物质本体论的体系。据我所知，马克思本人并不主张物质本体论，也就是说，他并不想简单地以“物质”取代黑格尔(G·W·F·Hegel)的“精神”了事。因为他明白，那样是不可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的。马克思始终首要关注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在此他坚持唯物论，探求决定社会变迁的物质方面的力量。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终于找到了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方式，尤其是其中的生产力因素。由此马克思才上溯至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把他的结论最终确立为有关全部人类社会变迁的普遍有效的结论。正如社会是人的社会，自然也只可能是人化的自然。因为凡被人所改变、认识、甚至仅仅被人所打量的自然，都早已是人化的自然。人根本无法面对，也就无从谈论“非人化的自然”。在这点上，马克思的确比他的后继者更具哲学头脑。他很清楚，当有人自以为在描述本与主观绝对无关的、客观的自然的时候，他实际上所说的早已是主观的或者说人化的自然了。而我们每一代人事实上都只可能是从人化的自然，从人类社会的现行状况开始我们的活动的。之所以称马克思是唯物的一元论者，正是因为马克思从那些既定(给定)的条件中找寻到了社会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即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并以此原理为基础，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

有许多学者不同意马克思的一元决定论，典型的有韦伯(M·Weber)。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揭示了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Calvinism)的教义所引导的一种普遍的“世俗禁欲主义”，即人在世间的一切行为不外乎是在不断地向自己以及向他人表明：我是上帝注定了的选民。于是人们拼命的工作、赚钱、积累财富。并想方设法地让工作的安排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或译作“理性化”)，让经济活动合理化，乃至于让整个社会的安排合理化，以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人们却仍然过着极其俭朴、清心寡欲、充满虔信的生活。韦伯认为正是上述这些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在初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由此可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观点、观念观察、追溯与研究资本主义，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般学者譬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吉登斯(A·Giddens)等都认为，那些不同的研究与结论足以形成相互补充、从而可能更为完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现象。阿尔都塞并且进一步地提出了社会历史的多元决定论。事实上，无论韦伯、阿尔都塞，还是吉登斯等人都并非马克思的反对者。相反，他们都对马克思表达过相当的敬意。象阿尔都塞就明确地称自己的研究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也承认，生产方式以及经济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同时他也认为，政治、文化、宗教等等其它因素也都可能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历史或者社会总是被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单一的因素所主要决定着的，而是时而主要地被经济，时而主要地被政治，时而主要地被文化，时面主要地被宗教……决定着的。至于某一时代、某一时期、某一社会、某一地区具体由哪种因素成为主要决定的力量，则必须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详实的分析方能得出。譬如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的西欧没有获得胜利，而在经济落后的俄国一举成功，其主要原因，在阿尔都塞看来，只能从生产力与经济以外来寻找了。说来奇怪，自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事实上从未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社会主义却一再在东方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获得成功。而马克思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经济高度发达，自由民主空前发展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今日瑞典等北欧发达国家倒象是呈现了这种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