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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资本同劳动的关系密切,那么,显然资本同劳动的主体、劳动者的联系也理当紧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劳动者只有当他对自己来说是资本的时候,他才作为劳动者而存在;只有当某种资本为他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是资本。”也就是说,当我们一般地或者说抽象地谈论“资本”(不是某笔具体的资本)与“劳动者”(不是具体的某个或某些劳动者)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资本绝对不能与劳动者分离。(即使劳动者依马克思的最狭义理解也是如此。)倘若离了劳动者,资本就不是资本;同样道理,劳动者离了资本就不再成其为劳动者。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知晓下面一段话中的“资本”与“劳动者”究为何指。
“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迫不得已地还是心血来潮地——不再为劳动者而存在,劳动者本身便立即不再为自己而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既然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所以他只能任人把他埋葬,使他饿死……”
显然,这里的“资本”与“劳动者”已在不经意中还原为具体的了。不过,即便如此,也并未见得与上述有关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原理截然相悖。因为资本若不为这些劳动者,也定为那些劳动者而存在。否则,它就不可能再是资本。我们这么讲,决非要同马克思本人过不去,而只是想强调,当我们把辩证法应用于具体事物时,是很可能只关注我们所特别感兴趣的某一倾向,而相对忽略了我们不感兴趣的另一些倾向。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肯定,马克思的关注与强调有其特别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不断强调,才促使了社会逐渐下决心解决资本不再为他们而存在的那些劳动者的基本生存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现代称之为失业保险与救济问题。
黑格尔把所有现象都视为绝对精神的自身推演与外显,于是有了这样的过程:最初,绝对精神在自身中推演(《逻辑学》),继而外现为自然(《自然哲学》),再复现与复归为精神乃至绝对精神本身(《精神哲学》),而精神领域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黑格尔并未说这就是他的哲学。但他似乎也无意放弃这样的暗示。因为只有最后的、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才最能与绝对精神本身吻合。在这里,黑格尔表现得活象一个进化论者。一般进化论者往往自以为立于历史的峰巅,是最先进、最高明的,因此可以任意地俯瞰与评说前人。不过,我们最好给进化论者提个醒:单是时间上的最晚出者,不一定就是最高明、最完满者。我们常常同前人一样,也在自己时代的局限当中,也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利益的干扰,很难超越与超脱。当马克思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为追逐自身利益而充满偏见时,我理解他是在寻求一种新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来自于不受现实利益左右因而一无偏见的一个阶级,它就是无产阶级。它要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使人类彻底地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把这一历史使命赋予给了无产阶级,这里面沉甸甸地寄托了他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与期盼。不过,同样处在时代局限与利益期待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是否真的一无偏见?至少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时代,这群马克思的后继者对此是持有相当的异议的。甚至,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被马克思所殷切期待的工人阶级已经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逐渐完善而享有愈来愈充分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以及福利待遇,等等,他们早已变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而不再能够担当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与领导重任。这一重任已经落在了从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社会良知而存在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正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批判地、反思地、超越地审视与关注着这个社会。而他们本身却并不是作为一个共同的阶级,而常常是作为超越现实的个体自由者的形象面对社会与世人的。他们尚且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一无偏见,那么,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