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马克思(6)

（四）结束语：现代（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西方开始了后工业、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主要表现为对现代的怀疑，比如现代的“知识合法性”，人类必然进步的信念，以及现代崇尚效能与力量，……其中知识合法性问题是中心问题。在科学知识还没有成为主流知识之前，人们大多只知叙述知识，它包括神话、传说、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它培养着人们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话能力，倾听能力以及做事能力，并且还规定能力标准，以此来评价社会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性能。它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叙事本身就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自我成形的东西，从而已使自己合法化了。反之，科学知识要求分离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并且排除其它的陈述。科学陈述不能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它被要求对它的有效性提出证明，这就是知识合法性问题。问题在于：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我能证明；但什么能证明我的证明是真实的？当科学知识考察叙事陈述的有效性时发现，这些陈述从来没有经过论证。于是，科学知识把它们归入另一种由公论、习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态：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称它们为非科学知识，以此划清界线。殊不知，只要科学语言游戏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比如自我假设、预先判断，使自身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决定真理的条件的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进一步，它或者把叙事主体表现为认知主体(认识的英雄)，或者变现为实践主体(自由英雄)。显而易见，合法化语言游戏是哲学性质的，并且是通过一个理性的元叙事。元叙事的史诗是自我解放的史诗。实践主体说出的规定性陈述在此享有特权，使它们在原则上独立于科学陈述，对实践主体而言，科学陈述从此只具有信息功能。

依后现代的视野，马克思的主张以及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解放的史诗”。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体成为物质生产的劳动主体，甚至就只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及其信徒高奏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颂歌。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他们的元叙事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在整个国家，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确立全面一统的意识形态，全面计划安排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公众的生活。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一个皇帝想让人绘制一张绝对精确的帝国地图，结果国家破产了：全国人把全部能量都用在了绘制地图的工作上。这是否就正是苏联的全面解体，我们的“文革”时代以及今日北韩等的真实写照呢？归根结底，现代的合法化是通过性能， 是通过可操作、可通约的优化效率达到的，是建立在决定论这一假设之上的。而决定论(尤其一元决定论)要求精细地确立系统的初始状态。正如上述，这种确定是无法实现的。决定论追求控制的精度，然而，随着精度的增加，不确定性(即缺乏控制)并未真的减少，它也在增加。决定论想要弄清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必然联系，可是，控制变量是连续变化的，状态变量则是不连续变化的。因此，状态变量往往更是不可确定的(比如灾变理论)。况且各种控制变量互不兼容的可能性比相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决定论只是一些“小岛”，或者说，一个过程或多或少被确定的特性是由这个过程的局部状态确定的。这也就是当代多元决定论的依据。所以，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由此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产生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它暗示了一种合法化模式，即被理解为误构的差异的模式。也就是说，强调各种语言游戏(也即人类的各种活动)“规则的异质性”(不可通约!)，承认并追求分歧(差异)，只承认局部的确定(小叙事!)。“共识”只被看作是局部的、暂时的；它只是讨论中的一个状态而非讨论的目的；它是从实际对话者那里获得，经常可以取消。后现代追求一种不受共识束缚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实践。在当今知识、信息爆炸的年代，后现代强调应该让公众自由地通往存储器和数据库，以使各种语言游戏的睹注再也不是过去的单一化的“效能”(也即“力量”)，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或信息。由此，一种政治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向往都受到同样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