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3)
2014-12-11 01:16
导读：2，理性的限度与意义。 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
2，理性的限度与意义。
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主义的理性框架对人的生存产生多种多面挤压，这无疑需要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空间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当后学家对理性过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适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与“非”的思想“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化思潮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导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个体在这个“私人时代”都显得无比重要，但同时又变得空前不重要。
二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命运
在我看来，后殖民理论本身就包含着地域政治问题，其对“文化中国”的重视，反对将中国割裂开来论述，意味着在后殖民时期已经不可能再狭隘地理解“中国”，而应形成一种广义的“文化中国”或“汉语学界”。这样一来，“中国后学”的研究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大陆学界，还需对港台乃至海外汉学界进行扫描，因为将港台“后学”排除在外，只能获得一份不完整的“中国后学”学术版图。职是之故，只有通过对大陆港台后现代后殖民的整体研究，重视港台海外中国学者的“后学”资源，才能弄清中国文化在21世纪前夕具有怎样的症候？其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剩余物是什么？转型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还是汰变部分？港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否在于从第三方的立场看自己的文化身份？海外后学是否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分类中出现对西方的疏离或昵近，同时对大陆的隔膜而诉诸想象性中国和想象性自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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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这必然使中国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并引发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分歧。
（一），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在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同时对全球化语境进行再认识，并将为中国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后殖民性观念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后殖民批评的主题与全球关系转化所提出的新观念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企图把那些没有明确定位的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话语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知识分子本身可以生产那些构成后殖民话语的主题，但正是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才能使他们成其为后殖民知识分子。”[⑤]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成堆的问题中，本土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未来的预言能力或展望能力，他们遭遇到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焦虑，既有对自我生存意义和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又有阐释自身社会空间的焦虑——阐释中国的焦虑（对当代中国失去发声）。在我看来，这种焦虑内蕴于自我生存和精神层面，一种不再有家园感的当下得失的、丧失了民族问题和精神层面问题的后现代式欢欣：没有所谓的精神崇高或价值理想，没有所谓的向心力的心灵凝聚和超迈精神，只剩下多元文化大众文化中的高速转向，或在消解了乌托邦神话和政治寓言的平面上，塑造世俗性神话和金钱寓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