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7)
2014-12-11 01:16
导读：[④] 多人笔谈《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号，第12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
[④] 多人笔谈《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号，第12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7页。
[⑥] 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贬损，成为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种常态，如在1998 年, 《北京文学》发表的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中，成为所谓“晚生代”们对现有文化精神和秩序的全面颠覆。韩东认为: “在同一代作家中, 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写作,……我们决不是这一秩序的传人子孙, 我们所继承的乃是革命创造和艺术的传统。”这一代写作者对传统和正统加以消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传统的和正统精神在当代质疑中成为一个被拷问的问题，一个正在丧失合法性的“历史政治经典”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既不是审父的一代，也不是弑父的一代，而是贬父尔后失父的一代。这一代以对精英文化消解为己任，如贺奕认为，精英刊物“《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于坚的看法是“《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头脑的证据之一”。这种看法，也许代表了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成为一种自我的感性宣泄和形式姿态：对真正的问题采用贬损的态度，而不再面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甚至失去了提出新问题的敏感和能力。
[⑦]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90.
论文出处(作者):
论隐君陆梭山先生之行与思
儒家哲学的主要课题:理性与情感
